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CRCPP新闻
IMAGE 《“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出版
2014-07-10, 周四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鹏先生新著《“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即将出版。      ... 阅读全文
IMAGE 《“预算法”修改研究》出版
2014-07-07, 周一
      由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主编的《公共政策论丛》第三辑中的“《<预算法>修改研究》”已由中国财富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 阅读全文
IMAGE CRCPP主任余晖应邀参加刘延东副总理主持的医改座谈会
2014-02-18, 周二
      2014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公共政策研究部主任余晖(照片右一)应邀参加刘延东副总理主持的医改座谈会,并做了"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的政策建议"的发言。 本次会议主要讨论公立医院改革,全国共有十位学者专家与会。   阅读全文
IMAGE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获评民间智库第一名
2014-02-14, 周五
      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1月22日在沪发布,这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成立5年来推出的研究成果,也是首次面向中国智库开展的影响力排名研究,从中... 阅读全文
IMAGE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年鉴(2006-2011)发布
2013-12-20, 周五
年鉴首语: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RCPP)成立至今已历六载。在此六年年鉴发布之际,回顾其蹒跚学步的成长历程,总结其成绩和不足,展望其未来,应该是件有意义的事情。... 阅读全文
IMAGE 《中国“四一三”健康保险理论与方法》出版
2013-12-11, 周三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RCPP)高级研究员熊茂友所著的《中国“四一三”健康保险理论与方法》于近日出版。 此著作为公共政策论丛?专著系列丛书之一,执行主编为CRCPP主任余晖。 专著简介:... 阅读全文

 

    未来20年,中国仍是全球资源需求第一大国。继中国之后,东盟和印度将成为重要矿产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拉动者,特别是东盟,其需求增长将快于印度。二者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不仅在5~10年内与中国高位运行的铁矿石需求相叠加,也与铜和铝需求的快速增长相叠加,对中国境外资源供应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未来以中国、日本、东盟和印度为主要需求方,以南美和澳大利亚为主要供应方的供需分离格局将愈演愈烈。

全球能源消费重心转向亚洲,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能源消费第一大国,近10年全球增量的55%来自中国。2011年,中国以24.4亿吨油当量的能源消费总量,超过美国(22.1亿吨油当量),首居全球首位。

未来20年,中国仍是全球资源需求第一大国。继中国之后,东盟和印度将成为重要矿产资源需求增长的主要拉动者,二者资源需求的快速增长,对中国境外资源供应形成一定的竞争压力。未来以中国、日本、东盟和印度为主要需求方,以南美和澳大利亚为主要供应方的供需分离格局将愈演愈烈。

(据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2012)


    在201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我将中国的国际定位概括为四点:(一)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许多方面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二)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三)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四)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这篇文章中没有探讨到的问题是,作为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什么样的地缘战略角色。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在世界的东方、西方、南方、北方之间,看到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进而对国家的总体地缘战略进行重新思考。


    ■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彰显了资产负债分析的魅力。而中国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资产负债表冲击。一方面,企业债务、各级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其严重性已经达到可被居心叵测者利用的程度;另一方面,货币和信贷供给巨额扩张,但实体经济仍然感觉“贷款难,贷款贵”。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显然是回答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基本结论:其一,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于2007年~2011年间呈快速扩张之势。在融资结构中对负债的依赖加强、债务风险上升;其二,主权资产净值始终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表明近期发生类似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极小;其三,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虽高于金砖国家,但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处在温和、可控的范围内。

■通过对国家及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我们认为,应将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实现国民财富持续积累、各经济部门协调发展以及应对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根本手段。


    摘要:

民主是个过程,是分阶段的。民主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只是人间尚未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那么,相对地讲,民主就是当今最好的制度。现在被人称为民主的国家大多处于民主的第二境界,有的处于第一境界。今天刻画出第三境界的轮廓,有助于人们站在未来看今天,从而增强民主自觉,加快民主进程。民主第三境界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缩微化,非政府组织普及化; 政府的管理规则与民众行为规则相衔接,公权力与私权力能互补; 官民合一,实行义务官员制;一国之内的民主将过渡为“天下为公”的全球民主。

关键词: 民主制度; 社会制度; 政府管理; 非政府组织


   理想的确很丰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尘埃落定,虽然正式的城镇化规划尚未出炉,不过已基本定调。本次会议,亮点众多,特别是将“记得住乡愁”作为任务之一,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城镇化战略的最终期望,恐怕与中国现实存在巨大差别。

就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而言,主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而最大的变数,则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已经进城的农民,其消费需求,将是巨大的内需,据测算光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达数十万亿,同时,还有一种期待,就是没有进城的农民,国家层面的预期,是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民进城,既振兴内需,亦充实城市劳动力。

不过,后者,恐怕要失望,未来中国将无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如从就业而非户籍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接近尾声,而非序幕。


    摘要 法治改革与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关键性、战略性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全部领域的改革中,法治改革先行是其他领域改革能够规范有序实施、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上,法治改革的步伐及具体法律的制定严重滞后,实质法治更为滞后。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无法长期良好运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迫切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力量,以此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的改革势态以及最大公约数的改革共识。

关键词 法治 市场经济 改革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南都评论记者李靖云 实习生李宇轩 张旭

编者按:2012年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行3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一百年。这一百年对于中国而言是追求民主与法治的一百年,通过宪法确立民主与法治的根本基石,在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共和政治机制,展开政治生活。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荒诞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制定宪法,从国家主席抱着宪法含恨而终,到三十年前广泛讨论重订宪法,中国三十年的迅速发展变化已经说明这一选择的正确。自1982年之后,宪法经历过四次修订,走向宪政之治的方向是清晰的、一贯的。如今这条道路已经走了三十年,所谓三十而立,审视过去的道路,明确未来的方向。为此南都特地推出82宪法三十周年系列专访。

所谓宪法就是所有法律的母法,现代法治的基本着力点在于宪法的母法发挥作用。宪法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法统,国权与民权的根本维系。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能否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保持法统的连续和权威往往是一国成为法治强国的基本所在。中国近代一百年来追求法治道路几经坎坷,法统本身多次被打断,但是寻求良好法治秩序的梦想一直没有断。那么这一进程究竟是怎么展开的。南都专访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他的新著《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


      背景:

现在政府把健康产业当成推动中国内需的重要产业,在这个形势下,逼迫医疗卫生必须改革。

看起来,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盛宴已慢慢启幕。

12月2日,哈佛大学与恒大集团共同对外宣布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哈佛与恒大将在中国共同成立哈佛医院,双方已就此达成实质性合作成果,目前进入选址阶段。

而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调是,“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国务院数日前公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我国首个健康服务业的指导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近日就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下一步改革等话题,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


      北京要想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的有序控制,关键还是要对症下药,关键还是要推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路径的行程。剥离城市行政级别带来的特权,让资源分配市场化,让市场来决定城市发展的水平和人口规模。

在昨天开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做了关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报告。谈到2014年的重点任务,他列在首位的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王安顺提出,要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但可以说,如果中国城市发展不打破行政级别主导城市发展格局的现状,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速想要控制住基本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进一步确立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体系。

北京之所以提出要控制人口,主要是认为人口过多逼及承载力极限,同时交通拥堵,雾霾等大城市病已很严重。其实,对于这种说法是否能够立得住脚就值得商榷。一方面认为北京的资源不够,如天然气等基本需要外面提供,水也需要南水北调支撑,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其资源都不是本地能够全部提供的,而且通过市场的方式购买的。一方面对比国际大都市,北京市的人口承载力还有空间,大东京3400万人,城市运行得有条不紊;香港才1000多平方公里,承载了700多万人,城市压根不拥堵。这都说明北京1.68万平方公里,承载了2069万人就这样苦不堪言,与其说是逼及承载力上限,还不如反映了城市管理运行能力的底下,效率不高,也就是说提高城市管理运行能力,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可以提高的。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罗婷

286名市委书记中,191人无基层乡镇工作经历,占比例66.8%。

湖北省武汉市十年时间换了5任市委书记,襄阳市换得更频繁,十年内换了6任市委书记。

286名市委书记中,有57人有过秘书任职经历。其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30人。

中山大学学者对副省级城市进行数据研究时,发现另一个问题: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往往越容易滋生腐败。

近年来市委书记这个群体广受关注。南方周末记者梳理27个省份的286名(含地级市和副省级市,不含自治州和直辖市下设的区县)市委书记信息,勾勒出这个群体的群像:平均年龄52.6岁,党龄约30年,20%的市委书记出身秘书,超过80%的市委书记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另一突出现象是,286名市委书记中,超过六成人没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七成多的人此前任过地级市市长,但任满一届的不足二成,最短的任市长仅两个月。湖北武汉、襄阳等市,平均两年换一任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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