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摘要:“沉默的螺旋”理论受到了网络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很大挑战,网络社会甚至出现了“反沉默的螺旋”现象。但现实社会中的仇腐仇官现象以及网络环境所形成的类似意见气候,集中体现为群体无意识或非理性行为以及群体极化,导致大量的网络群体性事件,说到底仍是“沉默的螺旋”效应在网络社会的现实反映,亦给各级政府妥善应对此类事件带来了很大挑战。唯有强化源头治理、规范网络行为、重塑网络意见环境,并建构起立体多元的媒体传播渠道与受众整合机制,巧用各种传播技巧,各级政府才能妥善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使“沉默的螺旋”成为积极、开放的“螺旋”。

关键词:沉默的螺旋,群体极化,网络群体性事件

近些年我国爆发了大量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从杭州飚车案、湖北“邓玉娇”案到上海“钓鱼执法”案、药家鑫案,再到郭美美、“表叔”、“房叔”、“坟爷”以及各类“门”事件,网络使得很多突发事件甚至小事情演变成为各级政府疲于奔命的复合型公共危机事件,甚至出现网络集群事件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交互强化,然后复杂化、恶性化、扩大化发展的趋势。而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沉默的螺旋”现象在网络舆情中的突出表现。“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个人对意见环境的感知促成了舆论的形成。作为传播效果理论中的基础理论,它曾被认为是大众媒介下社会舆论形成的一般规律,一直受到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近些年来群体无意识或非理性行为导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大量出现,说到底仍是该理论在网络社会的现实反映。“沉默的螺旋”将在网络传播中持续扮演重要角色,给各级政府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带来更大的挑战,也提醒着我们对这一理论和网络传播现象的解读不能囿于常规,而应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与时俱进。


    20世纪初,在儒教文明帝国的基础之上,中国开始建设现代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体制并非中华文明内生的制度,中国习得这个制度的过程,不仅需要转换政治制度,还需要转变社会观念、价值规范与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

民国之初,随着清帝逊位,革命党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呐喊骤然沉寂,代之以“五族共和”的温和立场。然而,失去帝国神性的民国政府,面对离心力提升的边疆,捉襟见肘。彼时汉与非汉社会的地理分界,于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长征之路。

新中国成立,国家主权独立,晚清疆域得以实质性恢复,统一的公共服务、国民教育及大众传媒体系得以建立,国家真正步入现代化轨道。这一奇迹般成就的取得,在当时,并非依靠“一穷二白”的物质基础,而主要是基于精神领域的社会凝聚力。

21世纪之中国,一方面经过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起飞,国家实力空前,国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却在社会团结上各种危机浮现,民族--国家建设工程遭遇的困境,正体现于民族问题这根敏感的政治神经。

国家对民族问题实施干预的主要手段是民族政策。然而,理解民族政策的关键,不在政策本身,而在政策实践的后果与意义,特别是要从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视野出发,才能发现其实质。事实上,对于任何国家的民族政策来说,协调民族关系是目,协调国家与社会关系才是纲。纲举目张的道理,始终蕴含其中。


    内容提要:本文用“土地—治理—民情”这三重分析框架对“三农”问题作了一种新的解释。在农业问题上,用治理和民情的视角既诠释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的优越性,也分析了土地集体所有制在均平目标与济困目标之间、在经营的自主性与规模性之间面临的矛盾。在农村问题上,既用土地、家庭和人口的视角解释了新时期农村从总体性治理到专项性治理的治理转型,又用民情的视角分析了农民负担问题和基层政权悬浮问题的成因。在农民问题上,联系土地制度变迁和治理格局变迁,分析了农村村庄自治的出现及宗族和家庭的兴衰,由此展现了农村民情在新时期变迁的喜与忧。

关键词:新“三农”问题 土地治理 民情


    财新《新世纪》 记者 王玲 实习记者 张霞 杨洁 吴剑杰

晴天下的丹江口水库,水面呈浅浅的青蓝。近岸,数米深的水底清澈可见。在中国,如此清澈的水体已不多见。

以丹江口水库为起点,全世界最大的人工调水工程——中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下称中线)即将通水。南水北调工程调长江流域之水到北方,分西线、中线和东线,中线工程量最大。

中线将于2014年汛后即八九月间正式通水。届时,汉江水将从地跨湖北、河南两省的丹江口水库导出,沿中线干渠千里北上,到达自然水源已近枯竭的北京和天津。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丹江口水库的水质并不像表面上看到的那般干净。权威人士向财新记者确认,困扰中国江湖的营养化问题同样困扰着丹江口水库。如计入总氮指标,丹江口水库水质并非通常对外所称的地表二类水,而是四类水(一般三类以下定义为污染水)。

通水在即,环保部发布的一则正式通报,让人为中线水质捏一把汗。2013年11月26日,环保部发布通报称,中线56个水质控制断面(水利术语之一,即固定地点的水横剖面、截面)中46个达标——还有10个不达标。


    留守儿童是中国农民进城务工潮带来的令人遗憾的后果,而致使这些儿童留守的原因是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Andrew Browne谈论了留守儿童问题可能如何影响中国的未来,并分析了中国政府为解决这一问题做出的一些努力。


      记者 马广志 北京报道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相比较于经济体制,社会体制的改革还是滞后的。作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重要角色,社会组织在政策法规、管理模式和发展方向上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又遇到了哪些问题?为此,《华夏时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


      针对城乡分治的体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和推动改革,清除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体制障碍。当前制约城镇化的体制障碍主要在两方面:一是农民出村的障碍,二是农民进城的障碍。这两个障碍就像两堵墙,会使城镇化变成一个封闭的孤岛。撇开了农村、农民和农业,城镇化就只是一个空壳而变得毫无意义。

城镇化不是单一的经济过程,而是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复合转型的过程。如果把人类社会比作一个有机体,那么城镇化就不只是社会这个有机体发生的种种物理变化,如空间、状态的改变,而且还包含着种种聚合、分解和再聚合的类似化学变化过程,会给这个社会带来许多不曾有的新东西,包括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活的、交往的、观念的、制度的、道德的等等各式变化。但社会的“化学反应”是难以控制和预料的,这是一个自组织过程,谁也不知道,在众多经济、社会、文化元素相互反应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新东西。这个过程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而且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因而总是伴随着公共风险。


      按语:下面这篇文章是基于2013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关于地方税讨论会上的录音整理而成的,后发表在中国财经报(2013年9月10日)。从国家治理 的角度来认识和把握地方税,正符合2013年12月三中全会《决定》中“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个重要论述。现代社会的财政,主要不是 “财”,而是“政”,在我国,财政也在向这方向转变。局限于经济学思维来认识财政和推动财政改革,越来越走不通。

目 前,地方税改革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候。因为这不仅涉及“钱”的问题,还涉及许多与国家治理相关的重大问题。财政是一个国家的基础,一旦基础出了问题,国 家的治理将会动摇。所以,地方税改革应该放在我国“五位一体”的大局中来思考,不能就税论税、不能就地税论地税、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只有站在至高点上,才 能把财政看清楚、把财政中的税收看清楚、把税收中的地税看清楚。


      21世纪经济报道 郑升 深圳报道

壹基金已经成为现今中国民间公募基金会的一个标杆。截至2013年12月19日,壹基金现金捐款收入4.8897亿元。预计2013年全年现金捐款收入将突破5亿元。

“壹基金还是小孩,正在歪歪倒倒学走路,有许多问题,但我们正在全力改善。”采访中,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说。

作为大管家,杨是一位职业公益人,也是一名研究公共政策和中国古典哲学的学者,这使得他能以更深远的眼光,来看待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促进价值。


      北京要想可持续发展,实现人口的有序控制,关键还是要对症下药,关键还是要推动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路径的行程。剥离城市行政级别带来的特权,让资源分配市场化,让市场来决定城市发展的水平和人口规模。

在昨天开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上,北京市长王安顺做了关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报告。谈到2014年的重点任务,他列在首位的是:着力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坚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王安顺提出,要切实把北京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但可以说,如果中国城市发展不打破行政级别主导城市发展格局的现状,北京的常住人口增速想要控制住基本是不可能的,为此必须进一步确立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城镇化发展体系。

北京之所以提出要控制人口,主要是认为人口过多逼及承载力极限,同时交通拥堵,雾霾等大城市病已很严重。其实,对于这种说法是否能够立得住脚就值得商榷。一方面认为北京的资源不够,如天然气等基本需要外面提供,水也需要南水北调支撑,这种观点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任何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其资源都不是本地能够全部提供的,而且通过市场的方式购买的。一方面对比国际大都市,北京市的人口承载力还有空间,大东京3400万人,城市运行得有条不紊;香港才1000多平方公里,承载了700多万人,城市压根不拥堵。这都说明北京1.68万平方公里,承载了2069万人就这样苦不堪言,与其说是逼及承载力上限,还不如反映了城市管理运行能力的底下,效率不高,也就是说提高城市管理运行能力,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可以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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