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5月初,辽宁省省长陈政高调任中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书记。

这一人事调动,被外界解读为棚户区改造即将向全国推行的信号。陈政高曾主政的辽宁,正是棚户区改造的策源地。

从2004年到现在,辽宁棚改刚好走过了十年。2004年年底,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到抚顺市最偏远、最贫困的莫地沟棚户区调研,被棚户区居民生活境况之差深深触动。李克强当时即对居民承诺“砸锅卖铁也要让你们住上楼房!”随后,辽宁省委九届八次全会将棚改列为全省“一号民生工程”,提出用两至三年时间基本完成5万平方米以上城市集中连片棚改的目标,辽宁省大规模棚改由此拉开帷幕。时任沈阳市市长的陈政高,仕途从沈阳市市长、沈阳市市委书记再到辽宁省省长,主导探索并推广了一整套辽宁棚改模式。

这条棚改推广之路,循着由抚顺而沈阳,由沈阳而辽宁省,由辽宁而包头的路径渐成体系。在辽宁成型,在包头实验,然后推而广之。逐一梳理之后发现,虽然各个城市的具体操作方式有差异,但棚改的基本经验大致相同。这些经验对后来的城市来说,可资借鉴。


【编者按】5月22日,新疆乌鲁木齐再次发生爆炸事件,这是三个月内发生的第三起与新疆问题有关的暴力事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新疆读书工作、现在暨南大学执教的姚新勇教授基于切身的生活经历和多年观察认为,宗教困境、民族政策的失效与文化认同的断裂、社会发展的现代性问题,以及公众和舆论的误解,共同造成了“新疆问题”的复杂性。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14年4月刊,经作者授权,FT中文网重新刊发,以飨读者。

2014年3月1日,来自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车站所制造的恐怖惨案,公然挑衅了人类的基本底线。这是继去年10月天安门恐怖袭击案件之后,又一起发生在内地的涉疆暴恐案件。而疆内的类似案件就更为频繁了,据有关部门统计,仅去年一年在新疆所发生的暴恐案件就达二百余起;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害现行组织团伙案都在百起以上。笔者去年6月所指出的“新疆暴力问题”内地化的担忧,没有想到会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成为事实。相信很多人会迷惑,为什么新疆的情况似乎仅仅在短短的五六年内,演变得如此迅猛剧烈?新疆究竟怎么了?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要想良性解决“新疆问题”,首先需要认识到所谓“新疆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切忌简单化、单方面的解读。“新疆问题”的原因,包含着历史与现实、世俗与宗教、经济与政治、民族文化差异、地缘等诸多内外部因素。

综合而言,它带有古老地区性宗教冲突(圣战)的现代变种的色彩,具有现代泛突厥、泛伊斯兰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当代继续的性质,是多民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认同断裂的暴力表现,是新形势下国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征兆,是国家及新疆内部现代化发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发展刺激的产物,是文化失范、社区尤其是乡村有机结构坍塌的结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国际(地缘)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干预的效应,也是境内外过度反应的放大与扭曲。这一切加之新疆绿洲生态的脆弱性,就决定了所谓“新疆问题”注定是复杂的、长期的。


    中国西部社会与中国各地一样,正在发生大强度的都市化,尤其是在西部大开发加速运行的过程中。而西部都市化有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其既有中国农村或中小城镇向都市集中的移民之一般特征; 还是一个具有强烈藏传佛教信仰色彩的群体。据人口普查统计资料显示,除首次人口普查外,我国各省区均有藏族分布,分布特征为“大杂居、小聚居”。上世纪90 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藏族地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与外界的频繁交流。加之户籍、住房等制度的调整,以及交通、通讯设施的改善,为人口的流动和迁移提供了条件,区际间的人口流动和迁移逐年增多。从1982 年到2000 年的18 年间,我国建制市的藏族人口增加了2.89 倍[1]。虽然藏族迁移和流动的强度[2]相对较弱,但藏族分布在全国各建制市的人口在逐年成倍增加。而这种具有特殊信仰的人群的都市化,究竟与他们所移入的都市环境,以及他们信仰生活发生地的信仰生活环境有何关系 他们的信仰从难以观察的内心观念到外在的宗教行为有何改变 进而言之,这一改变具有什么样的趋势性或总体性 本篇将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成都地区藏族移民。

据2005年底的数据显示,成都市约有30 万以上少数民族人口,其中又以藏民族人数最多。到2007年底,成都市外来定居少数民族人口有35万[3],就藏族而言,有户籍的共有2 万余人,常住人口约12-14 万人。武侯区的藏族聚落是成都最为典型的少数民族聚落,是目前国内除藏区以外,藏族人口流动最大的地区。该辖区常住少数民族人口约2.6 万人,其70%-80% 为藏族,包括学生和有户口的藏族; 流动人口达到120-150 万人次/年,主要分布在浆洗街。基于成都市藏族移民在全国所具有的典型性和代表性,笔者对成都市的藏族移民进行了为期几年的追踪调查,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了问卷法、入户调查、访谈和观察的方法。考虑到人力、物力的因素,本研究仅发放了100 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80 份。调查中还对32 个藏族移民进行了访谈,以弥补问卷数量上的不足,其中有20 人属于从问卷调查中抽出的被调查者。调查结果显示,都市藏族移民无论是内在信仰还是外在宗教行为都在进行着现代转换。


    当周志刚(音译)加入沃尔玛(Walmart)在湖南省常德市的分店时,他充满自豪地穿上了这家美国零售集团的红色夹克。但自从这家分店今年3月关闭以来,他就没有再穿过这件夹克,当时他和其他70名员工为争取更好的遣散待遇参与了抗议活动,并因此在没有受到正式起诉的情况下被中国警方拘留了一周时间。

他说:“在离开拘留所以后,我把自己的沃尔玛夹克脱了下来,扔进了一条沟里。我最初曾认为沃尔玛是一家非常优秀的公司,能够给我提供一份稳定的工作。”

沃尔玛的争端凸显出中国劳动力市场中范围更广的变化,这对在中国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制造或者外包生产产品的跨国企业来说,具有重大影响。工人抗议事件的数量正在上升,主要原因在于,由于人口和技术的变化趋势,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从雇主向工人倾斜。


    伴随着中国国家实力的扩大,中国的外部秩序出现了严峻的紧张局势。中国的崛起让周边国家惴惴不安,东海、南海的海岛之争令东亚上空乌云密布,随时有擦枪走火的危险。

危机的脚步临近家门,我们有化解危机的方案吗?治标的国策固然可以开列一张清单,但重要的乃是根除危机之本。这一本源不是别的,而是自19世纪末引入中国、而今日益浓烈的极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然而一旦成为君临天下的最高价值,将会给世界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就像曾经在欧洲发生过的世界大战一样。

真正的治本之方,需要一种与民族国家意识对冲的思维。这一思维,我称之为“新天下主义”,一种来自于古代传统、又重新加以现代性解释的轴心文明智慧。


    2014年 4月19日复活节前夜,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发表报道,从位于浙江温州的柳市大教堂——据说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基督教堂——说起,综述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文中引述了我的一个观点,即中国将在15年内成为基督徒最为众多的国家。

报道发表后很快被多家国际媒体转载。几天后,中国官方《环球时报》针对我的观点发文,援引国家宗教事务局前局长叶小文先生的话说,“这种预测的方式和方法本身就不科学,明显存在夸大的成分。中国倡导宗教自由,不反对民众信任何宗教,但希望其积极融入社会。从这个角度上来说,预测多少年后中国有多少人信基督教,根本没有什么意义。”这篇文章得到国内很多媒体包括新华社的转发。

《环球时报》英文版Global Times随即采访了我,我对我的计算方法作了简要解释,但是文章坚守官方定调,即我的预测“夸大”了中国基督徒群体的规模。英国《每日电讯报》对此作了跟踪报道,引发又一轮英文媒体的广泛转发。很多评论认为,中国官方的迅速反击,恰恰说明中国当局对基督教在中国的迅速发展忧心忡忡,而浙江温州永嘉地区的一个教堂在近日被拆除,则被视作这种忧虑的例证。

虽然我曾犹豫是否解释我对于基督徒在中国发展的推算,但是,媒体的重视已经引起中外很多人的好奇,希望更多了解。有鉴于此,我做三点简要回应。


    上周,来自全国大约100万失独家庭的240名父母代表聚集在北京,要求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补偿损失。

这是一个敏感问题,因为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巨大数量是由实施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该政策规定大多数城镇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

一个声称失去独生子女的家长以笔名“涧石”在“失独者之家”网站发表文章称,几天后,计生委回复称,“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该文章最初发表在山东《聊城晚报》上。周二,敬一山在《新京报》发表了题为《帮扶失独家庭需系统的体恤制度》的评论文章,证实了相关细节。


一、双重转型期间中国就业问题的特殊性

 

2008年11月,时值国际金融风暴发生后不久,我正在西欧讲学。一次,一位欧洲的经济学家问道:“在西欧发达国家,一般只要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2%~3 %左右,就业市场基本上就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发生多大的失业问题,为什么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率一定要保持在9%~10%以上才不会出现失业问题严重化的现象?如果经济增长率降到7%以下,失业问题就会相当突出,原因何在?”欧洲经济学家的提问引起了我的思考。

情况的确如此。2008年第四季度和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都只有6%稍多一些,果然全国上下一片不安情绪,惊呼农民工下岗了,要回乡了,怎么办?农民工下岗后不愿回乡,或回乡后已无地可耕,留在城市里不走,又该怎么办?所以必须对双重转型的中国经济中的就业问题作细致的分析。


    近日,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常务副部长朱维群就新疆反暴力恐怖斗争和我国民族工作思路等话题接受凤凰网访谈。朱维群更多强调了中华民族的一致性和共同性,他说,任何时候也不能把少数犯罪分子等同于一个民族,等同于一个地区的人。

朱维群指出,新疆暴恐事件的发生,是历史根源、国际环境、宗教极端主义和南疆地区经济上的落后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不是短期内就能彻底消除的,新疆同全国其他省市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既要抓经济建设,又面临反分裂斗争的艰巨任务。

每一次的暴恐事件,无论发生在疆内还是疆外,新疆总会被推至风口浪尖,甚至有舆论认为新疆没能将将暴恐活动制止住。对此,朱维群予以反驳,“正是由于新疆各级干部和各族民众的努力,付出了各方面的代价,甚至生命的代价,才保证了新疆社会大局的稳定”。朱维群强调,反暴恐这根弦,不但新疆要绷紧,内地也要重视。


    中共十六大闭幕之后的两个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3年1月8日在出席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时候发表了重要讲话,其中有这样的话: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因此要把解决“三农”问题当做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今十年过去了,可以这么说,党的农村政策赢得农民群众的拥护。大家都知道这些年来农民的增收,粮食的增产、农村的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事业的发展都是历史上最快的时期。但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农民最多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要真正实现现代化,难度是非常大的。中国由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已经提过,迄今64年,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很大。

在讲到城镇化时很多同志都在自豪地说去年底(注:2012年)我们的城镇常住人口超过了7.1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2.6%,这个速度是非常值得自豪的。但是长期居住在农村的人口到去年年底还有6.4亿人。如果城镇化推进顺利,很多人都做过这样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能够达到70%。但是2030年,据预测中国的总人口在15亿左右,即还有3亿多人要进城、4.5亿人要在农村。到203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81年,建国的时候中国的总人口是5.4亿,农村人口是4.5亿,我们经过81年的奋斗和努力,农业人口在那个时候能够降低到和建国初期同样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任务还没有完成。

当前,中国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农村问题如何通过改革理清体制、调动农民积极性、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城乡之间真正融为一体,解决中国“三农”问题,为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大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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