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近年,中国的边疆动荡,引起广泛关注。学界及社会大众热烈讨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施予各种举措,但目前来看,极端事件并未停止。最典型的如新疆,暴恐事件渐趋多发,2013年,造成人员伤亡的暴恐事件即有200余起。2014年刚过半余,震动全国的重大涉疆暴恐事件就出现数起:3月1日昆明,4月30日乌鲁木齐、5月22日乌鲁木齐,7月28日新疆莎车县。

中国边疆动荡的深层原因何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尽快实现安边固疆?本文试图以新疆为蓝本,分析动荡的原因并提出可行的对策建议。


    我国的GDP 已占世界第二位。我国良好的总资产是否也占第二位?如果也占第二位,那么我国的GDP 就可以持续发展,经济总量就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位。若有问题就应该解决问题,把良好的资产负债提高到与GDP 相适应的位置。

 

一、我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计算方式

 

国家资产和企业资产的计算方式是一样的,其计算公式名为资产负债表。我国至今还没人对国家资产负债表做过准确统计,这极大影响了我国对宏观经济的了解、运作和调控。非常感谢,我国已有少数专家开始研究这一问题,如李扬、曹远征、马骏和易纲等专家。


    【内容提要】马戎教授关于“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主张,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的理据上:第一,“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群体,需要区别加以对待;第二,“文化化”和“政治化”这两种引导族群关系的政策导向会产生不同的政治后果,前者有利于“民族—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后者则相反。对于这两个方面的论据,批评者们都提出了明确的反驳意见。本文作者认为,马戎关于“民族”和“族群”是两种不同认同群体的看法应该得到认可,但其提出的“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看法则有可待商榷之处;“族群”问题不应该也确实难以“去政治化”;“族群”和“民族”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是“多元”和“一体”之间的关系。

【关 键 词】民族/族群/去政治化/文化化/多元一体

2004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马戎教授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①(http://www.aisixiang.com/data/9120.html )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马戎教授对1949年以后中国政府实施的以“把族群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明确进行了批评,提出以“把少数族群问题逐步‘去政治化’”为特征的民族政策新思路。这篇文章发表后,在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争论,对马戎教授的观点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在本文中,笔者拟从一个局外人(此前不曾参与这一争论)和行外人(不是民族或族群问题研究领域的专门学者)的角度对这场争论的内容和观点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和讨论,并对争论涉及的一些主要问题冒昧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内容摘要】中国的宗教正在快速增长,但中国至今尚无一部关于宗教的法律[目前级别最高的综合性宗教立法是2004年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宗教事务条例》,尚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宗教领域“无法可依”,许多“热点”、“难点”问题长期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另一方面,围绕宗教立法的宗旨、必要性、目标及立法的方式、意义等问题,人们的认识也很不一致。有鉴于此,本文分析了国人在宗教立法问题上存在的困惑与分歧,阐述了中国为什么需要宗教法、要立一部什么样的宗教法、如何立法、如何通过设立“宗教特区”迈出改革宗教行政管理体制的第一步等一系列有关宗教法治的重大问题,强调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实现宗教法治是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唯一出路。

今日中国的宗教领域,一方面乱象丛生、冲突迭起;另一方面却又“无法可依,无法可治”;政府有多个部门涉及宗教管理,但对宗教方面存在了几十年的若干“热点”、“难点”问题却束手无策,至今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对于现行宗教管理体制失灵、宗教领域中的问题无“法”可依的事实,大多数人并不否认,绝大多数政界、学界及宗教团体和宗教信仰者都拥护“加强法治,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认同宗教法治。但在关于宗教立法的具体问题上,一旦涉及到了“有法可依”的核心是设立宗教基本法这一实质问题,除了某些因自身利益问题反对宗教法治的人之外,相当一部分人感到设立宗教法的许多重大问题还不清楚[这是基于笔者多年来与业内人士的交流以及历年参加宗教与法治类学术会议的经验和调查。一些学者在自己的领域是专家,但在法学方面的知识非常薄弱。例如,某知名宗教社会学教授在“世界各国的宗教立法”一文中写道:“可以看出,当今世界在国际法和宪法层次上,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但与此同时,占绝对多数的国家,并没有订立专门的宗教法。个中因由,值得深入研讨。”这位教授只知大多数国家无宗教法,却不知为何如此,不知中外法律体系之不同。此类法学盲区,十分普遍。这类学者对宗教立法的评判基本上是靠常识而非基于法学专业研究。]。这些人承认宗教行政管理体制的无效性与现行宗教法律体系的弊端,但并不认同一定要立宗教法,不清楚宗教立法的宗旨是什么、采用何种方式立法。各方人士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这些问题不清楚,当然不能立法。因此,要实现宗教领域内的法治,完善宗教法律体系,改革原来的宗教管理体制,实现用法律方式取代行政手段处理宗教问题的转换,就必须实事求是地分析围绕宗教立法的各种分歧观点、厘清关于宗教立法的各种困惑。


    艾尔肯是我在纽约认识的维吾尔小伙子。他今年27岁,来自新疆,长得高鼻深目,典型的突厥人俊朗面孔。两年前,他留学来到美国。今年以来,从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起,维吾尔人和新疆话题屡屡登上新闻,我们也会时不时交换一些看法。

生活中的艾尔肯温和而腼腆,但讨论历史、政治、维吾尔社会等话题时,他又会变得自信而滔滔不绝。虽然在我看来,他的成长经历中,超越民族的普世性远远多过维吾尔民族的特殊性,但他却很注意强调自己的民族身份,时常把“我们这个民族”挂在嘴边,伴以自豪的神情。并且他不喜欢“维族”这个汉语的简称,坚持要我用“维吾尔”的全称,因为这个简称已经“多少带有一点歧视的味道”。我有时会笑他太“民族主义”,于是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给你讲讲我的经历吧,告诉你我的‘民族主义’是怎么形成的。”

经过前后八次采访,艾尔肯向我详细讲述了他的成长经历。也许因为身在海外,他在讲述中相当坦诚,几乎毫不回避地涉及了与新疆有关的各种敏感议题:大到双语教育、七五事件、宗教信仰的养成、汉维民族之间的隔阂,小到穆斯林喝酒、“新疆小偷”、被人误会的体味问题,甚至他自己纠结的跨民族情感故事。他严厉抨击体制与中国现行民族政策,同时也对维吾尔人的自身问题和自己本人有诸多反思。

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经过艾尔肯本人审核、修改。由于家人仍然在新疆境内从事体制内的工作生活,他要求文章隐去他的部分个人信息。至于名字,他的汉族朋友们喜欢叫他“阿穆”,但他给自己选择了这个名字——“艾尔肯”,因为在维吾尔语中,它的意思是“自由”。“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认真地说。


    政治是事关公共利益的事务。有人群就有社会,有社会就有政治,有政治就要有权力,因为人们的利益和观点必然千差万别,其中一些人的意志得以推行,需要对此做出制度安排。政治制度就是关於如何分配和使用权力的安排。但是,政治制度不能局限於权力分配,而是需要有信仰作为基础,需要有多重合法性,比如,契约合法性,民意合法性,历史合法性等等,其中还需要具有神圣合法性。即使是武力征服获取的领地,其权力的使用和分配的政治体制,如若维持延续,也需要补充多重合法性,包括神圣合法性。没有信仰作基础的政治体制,是难以持久的。

本文以美国为案例,集中讨论神圣合法性的三个方面:作为三权分立的信仰基础,作为民主共和总裁综合政体的教会基础,作为公民宗教的文化基础。基於这种分析,我愿展望这样一种中国未来,其中包括一种双重底色的天下公民宗教。


    在这个发展的年代,“边疆”正成为当下中国最为纠结的政治与社会议题之一。

导致这个议题不断升温的刺激物,一方面是频发的暴力,另一方面则是发展本身的困境。前者使主流社会对于边疆的印象,渐趋负面化,“边疆”似乎已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难以治愈的痼疾;后者则显示出发展的局限性:区域与族群间发展差距的扩大,正在国家内部生成一种新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反映到社会意识当中,表现为“边疆”正被污名化——那里是某种“贫穷的”、“愚昧落后的”,以现代标准衡量,在知识或伦理上不能自足的当代“化外之地”。

主流社会一直试图以市场和现代性文化改造边疆,但这种改造始终有种居高临下的“教化”式的优越感。而边疆社会的反应却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教化”的,转而向族群传统与宗教生活回归,甚至以暴力手段抗拒主流的干预,彰显比以往更为强烈的文化异质性。当主流社会以一种怀疑与警惕的眼光注视边疆,边疆社会也在以同样的眼光反观主流社会。虽然彼此在表达上克制谨慎,但实践上的相互拒斥却在日常生活领域滥觞——无论是人与人社会交往的隔膜,还是制度性的区别对待;无论是虚拟空间的话语生产,还是物理世界的居住地选择,主流与边缘社会的分化,直接表现为族群的分化与对立。

就这样,在“边疆问题”的诸多面相之中,民族与宗教渐渐成为问题的核心。而族群民族主义与宗教意识的复兴,都在指向人的精神世界。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课题组

课题主持人 董磊明

    报告执笔人 董磊明 杨华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各种形式的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迅速传播。本项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当前西方宗教在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及其与中国本土宗教势力的消长状况;进一步从乡村社会内部的视角来理解西方宗教,尤其是家庭教会和各种邪教得以迅速传播的社会因素。

本报告认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方宗教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完全取代传统宗教和民间信仰形式,成为我国农村主导性的宗教并且具有唯一的合法性,这一过程还在加速进行。其社会背景除了西方宗教的传入有深刻的历史基础之外,主要是近三十年农村社会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结构性转换,农村出现了诸多个人、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解決。而此时一方面传统民间信仰形式在经过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农村改造和历次运动之后已支离破碎、不成体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枝节性“复兴”也只是昙花一现,无法给予人们应对社会变迁的精神性满足,亦无法对抗话语体系、组织体系更强的信仰形式;另一方面基层政权从社会管理和私人领域中撤退,不再回应人们的这些需求。基督教恰在八十年代初的宗教开放政策后“巧遇”农村社会的需求,并给予了及时地回应,藉此迅速占领农村的信仰空间。


    人们在讽刺和挖苦一个人或现象的时候,总说是“非驴非马”。25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其实就是世界现代史上罕见的非驴非马。

今年是八九学运25周年。我不用“六四”这个提法,是因为这场学运实则是积累许久的中国总体危机的结果;而大部分人用这个标记性语词谈论的是6月3日到4日48小时里发生在北京多处街头(不应该只说是“天安门广场”)的暴力弹压。

要对25年前的那个悲剧做出客观评价,必须要说清楚,这场危机积累了很久,至少从1988年年中到1989年5月,中共决中共决策层内部已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障碍,而对于如何越过这个新型的障碍达成和解,分歧太大。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里与赵紫阳不一致的人们,上到邓小平,再到杨尚昆、李先念、王震,下到李鹏等,他们自己都对这场危机各有不同的看法和功利的考虑。虽然当初存在多种解决方案的可能,但在总体危机面前,近代以来的中国大部分时候并不是符合最大共同利益的理性方案得到落实,而倒是最坏的或次坏的方案变成了现实。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城市化的好处显而易见。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已为现代经济史所证实,因为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大幅度降低经济活动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使得经济收益大幅度增加。这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最重要原因。

城市化的好处并不仅限于经济上,同时还体现在公共治理和民生等各个领域。由于城市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边际成本大为降低,这使得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以《中国统计年鉴2009》提供的数据为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化水平越高的省份,省内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也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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