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杨鹏:给予自由、 加强法治是对公益组织最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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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报道 郑升 深圳报道

壹基金已经成为现今中国民间公募基金会的一个标杆。截至2013年12月19日,壹基金现金捐款收入4.8897亿元。预计2013年全年现金捐款收入将突破5亿元。

“壹基金还是小孩,正在歪歪倒倒学走路,有许多问题,但我们正在全力改善。”采访中,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说。

作为大管家,杨是一位职业公益人,也是一名研究公共政策和中国古典哲学的学者,这使得他能以更深远的眼光,来看待民间社会组织发展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促进价值。


社会组织发展的关键是自由加法治

《21世纪》:您怎么看待社会组织在现代社会中所应该扮演的角色?

杨鹏:十八届三中全会传出一些清晰的信号,我看有三条主线。一条主线是继续强调经济改革,继续强化市场在配置生产要素方面的作用;另一条主线就是特别强调社会治理,倡导社会管理的创新;还有一条主线是强调国家安全维稳的问题。

为什么到现在开始特别重视社会治理这个问题?因为社会矛盾多了。我们越来越发现,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没有意味着社会问题的解决。我在几年前发表的《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中,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公共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这是我当时决定投身做公益的理论原因。

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有两个,一是政府,一是社会。开放社会组织,实际上就如同当年开放市场经济,是让更多的人去组织起来,自主地提供社会公共品和公共服务。

《21世纪》:三中全会已经确立社会治理的思路,方向既定,应该先从哪里入手?

杨鹏:方向就是自由加法治。首先要社会组织的政治脱敏,社会的非政治化,给社会自由空间去成长;其次对社会组织成长进行法律监管,不允许犯贪腐欺诈等原则性错误。

李克强总理说,公司注册,以后要实行备案制。这让公司注册越来越容易,让更多人成为经济生产者。同样逻辑,社会领域,我认为社会组织今后一定会实行备案制,这样社会组织可以自由生长,让更多的人成为公益生产者,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自由这个方向下,开放舆论监督,加强组织监管,对社会组织行为进行规范,防止贪腐诈骗等违法现象发生。管理社会组织的原则,应当是底线原则,就是说,犯了刑律,就处理。不犯刑律,就宽容。

给社会组织更大的自由度,社会组织就会蓬勃生长,社会公共服务的力量就得以强化,社会矛盾就得以缓解。

以壹基金为例,今年收到了两千多万人次的捐款,还有几万壹基金志愿者家人们在一线提供服务,如果壹基金这样的平台越来越多,不就会有愈来愈多人参与公益了?社会服务的力量不就愈来愈多了?这是好事。

 

捐款人决定公益组织命运

《21世纪》:这一过程中,传统的管理思维是否需要彻底改变?

杨鹏:以我的管理经历来说吧。现在公募基金会受到的约束还是很多,比如上一年收入的70%,下一年必须用完,管理费用不能超过办公支出的10%,员工的平均收入不能超过本地平均收入的两倍等等。这些规定,出发点都不坏。上年收入的70%必须在下年用掉,这规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想让基金会存着钱不用。管理费不超过支出的10%,是不想让更多的钱用在受益人身上。全体职工的平均工资不能超过当地平均收入的两倍,例如深圳,不能超过8000多元,这是认为做慈善就是奉献,不是职业,所以不能领过多的钱。

这些想法的出发点并不错,缺点是什么?缺点是剥夺了捐赠人与基金会自由选择的权利。例如大灾,捐款就会多。如果建一所学校,从跟政府、援建学校谈判,地勘,设计招标,工程招标,工程实施等等,要经历很长的周期,短则两年,长则三年甚至四年。如果捐赠人在12月份出资援建一所学校,规定必须要在第二年花掉70%,这可能是不负责的。为什么不交由捐赠人与基金会来协商呢?基金会的业务模型不同,管理费要求就不一样。行动型的,管理费高,资助型的,管理费低。如果一个基金会管理费过高,如果一个基金会收了钱不做事,就会失去捐赠人和公众的信赖,这个基金会就自然终结。如果你贪污了,欺诈了,自有刑法。公益领域,自愿的捐款人决定公益组织的命运,出资人不是傻子。

《21世纪》:现在有种观点,认为放开了之后,担心社会组织的承接能力是否足够?

杨鹏:三十多年前民营经济出现时,也遭遇过同样的质疑。到今天,谁还质疑民营经济的力量呢?在社会组织销声匿迹几十年后的今天,来质疑新起的社会组织的专业性不足和管理不规范是容易的。但是不要忘了,今天的民间社会组织很小,很初级阶段,但有一些看不见的优势,就是她的理想主义和积极性,这正是民间公益的活力源泉。

一个社会组织是否能做得好,由捐赠人和公众去判断,公众不认可,捐赠人不提供资金,这个社会组织就无法继续运转下去。政府监管关注的点应当是,这个社会组织是否触犯了刑法。

当前的中国,像深圳这样的发达地区,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它就在试着改变以往的方式,以激活民众公益参与为核心,以提供便捷服务为手段,以加强信息监管为后盾,给予自由,加强法治,这是最好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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