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盛洪:批评之美与社会根本

作者  盛洪

近年来神经元研究的发展告诉我们,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反应,不仅凭借理性,也诉诸情绪。所谓情绪,就是神经元的自动反应。而这又是经过数十万年的演进而形成的心理定势。一个典型的自动反应,就是在黑暗中感到恐惧。为什么?不是因为黑,而是因为在黑暗中看不到周边的情况,不知是否有威胁正在逼近。这在远古狩猎时代,有助于人们提高警惕。


 

因而,真正令人恐惧的,是不知道周边的真实信息。由于原始时代人群规模很小,社会组织简单,只要有亮光,就能知道周边的情况,所以黑暗就是不知信息的一种替代性的恐惧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组织越来越复杂,威胁是否逼近或存在,并不是有了亮光就能知晓和掌握。有些危险潜藏在目力所不及的地方,有些危险则根本不能用感官直接感受。这时,就需要借助于别人的感官观察和思考来帮助一个人获得这些信息。这些别人,有可能通过提醒来告知有关危险的信息,有可能通过批评来告知。

然而,也有一种对批评的神经元反应。这就是感到不快。具体而言,有可能是羞愧,也有可能是厌恶。前者可能导致对批评的接受,后者会导致对批评的拒绝。在远古时代,这两种反应都有道理。因为当时对信息的接受主要是感官对周边事物的直接观察,如果不同的人有所不同,很可能与他们的感官能力相关。无论是羞愧导致的接受,还是厌恶导致的拒绝,可能都近似地正确。但是这种演进形成的对批评的自动反应,在规模更大、更为复杂的社会中,就不见得正确了。

中国自夏以后形成了较大规模的社会,其疆域大致覆盖了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山东,人口至少应有数十万。已经初步形成了国家,即由一个集团提供公共物品。很显然,对于统治集团来说,仅用人体感官不能通晓如此大规模社会的情况。并且由于提供公共物品的定位,使得统治集团必须超越经济人的简单趋利避害本能,以及对批评的厌恶本能,才能有超出个人狭小视野和个人立场局限的信息来源。这就需要依赖一个制度化的信息系统。它包括由多人组成的信息发现、传递与交流功能,也包括克服厌恶批评本能的制度化批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制度化的信息系统,就相当于使一个人,尤其是统治者处于相当于狩猎时代的黑暗之中。只是产生对这种信息系统的需求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通过演进形成神经元的自动反应。

所以才会出现,凭着神经元的自动反应而做出错误决定的情况。如在夏朝末期,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大臣关龙逄多次劝谏他,他不但不听,反而将他杀害,结果百姓对桀极度怨恨。商汤伐桀,四方百姓都翘首以盼。夏桀战败被俘,放逐于南巢。后来商纣也是荒淫暴虐,祖尹警告商纣说,“老百姓都盼着殷朝垮台呢”,而商纣却回答说“我生不有命在天?”比干“强谏”纣王,却被他杀害。最后周武王伐纣,商朝士兵倒戈,商纣死于鹿台。这不仅因为对桀纣的威胁在他们的视线之外,而且更多了一个因果环节,即桀纣的奢糜享乐在当时会带来快乐,但享乐的财富却是盘剥百姓的结果。被侵害的百姓就成为桀纣统治的威胁。桀纣对批评的拒绝,不仅因为本能厌恶批评,而且因为当下好处会掩盖未来的危险。

这个教训为周人所深思。周武王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即要从民众那里获得有关王朝治理是否得当的信息。因而周朝建立了一个弥补个人感官局限和克服个人立场倾向的制度,设立风官。这种官员,或者专职,或者兼职,到乡下民间,要搜集民谣诗歌。这些诗歌里可能会包含对朝廷的不满与怨恨,即“风”。正如“毛诗序”中所说,老百姓的“风”就是“下以风刺上”。这样的信息正是朝庭求之不得的,以使他们摆脱“黑暗”,纠正错误,所以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周虽然也灭亡了,但没有亡在如桀纣一样的暴君手里,且在中国历史中寿命最长,长达800多年,大概与这一制度有关吧。

直到很久以后,还有人羡慕这个制度。唐代白居易曾有一首“采诗官”,就在怀念这一制度。诗中说:

……

周灭秦兴至隋氏,

十代采诗官不置。

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

……

没了采诗的制度,也就没有了采诗的精神,即主动寻求批评的精神,于是诗词变成谄媚之声。最后他警告说:

……

君不见厉王胡亥之末年,

群臣有利君无利。

君兮君兮愿听此,

欲开壅蔽达人情,

先向歌诗求讽刺。

其中所说“厉王”就是周厉王,他是没有继承“风刺”精神的个别例子。他对批评极度反感,竟杀害提出批评的人,对无人敢批评的结果喜形于色。邵公于是对他说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千古名句。当然,没有批评的人,提供正确信息的系统就遭到了破坏,周厉王对情势就没有了正确判断。三年后,他被国人驱逐。

“胡亥”即秦二世,也是秦朝的亡国之君。秦之所以亡,贾谊的《过秦论》已经做了精辟总结,就是因为秦帝反感批评,“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秦二世盲人骑瞎马,也没人告诉他危险临近了。

白居易显然想用这两个反面教材讽谏当世。然而,他之所以能写这首诗,不是因为唐朝太差了,而是相当地好。我们都知道,唐太宗是从谏如流的典范,却不知道以他重视批评的态度,唐朝建立起了当时最成熟和最有效的专业批评制度,即谏议制度。所谓谏议,就是政治批评。唐太宗认为自己闯荡江湖、连年征战,既懂下层民众之疾苦,也知夺取政权之艰辛;但担心生在深宫中、长在妇人滕下的后代不懂。自己尚且要经魏征等人经常批评才能克服偏颇,对于后代就要有一套制度来对抗他们厌恶批评的神经元反应。因而,一大批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年轻文人的最初职业就是批评,即作所谓拾遗、补阙这种低级谏官。白居易身处唐代末期,这套制度虽有所削弱,但仍然存在,他的仕途的大部分时间就是以谏议为职。我们知道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却不知他的大量诗词是“风刺”之作。

我们知道“盛唐”有很多原因,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建立了一个更完备的侦察潜在危险的信息系统,且可以用来克服把自己关进黑暗中的人性弱点。这就是谏议制度。由于盛唐的榜样,谏议制度的光芒照亮了后世;以致宋太祖给子孙立下“秘密誓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警告说,子孙若有违背此条者,天必伐之。这几乎就是第一原则了。有了这一原则,才能保证正确的信息不因对批评的厌恶而被阻滞。宋朝虽因各种原因有其自己的弱项,也因儒弱最终归于军事失败,但它没有亡在社会的内部崩溃。只因这个第一原则,就使宋与唐比肩。

可是到了明就没有这个第一原则了,结果嘉靖皇帝因“大礼议”之争竟廷仗死了17个谏官。所以在中国历史中,与唐宋相比,明就暗淡多了。但其中也有漂亮人物,如海瑞。就是对那个打死谏官的嘉靖,他买好了棺材,谴散了家人,就上殿去痛责他搞得“家家皆净”。嘉靖竟被他这个气势震住了,把抓他的命令收回。明朝的皇帝中也有明白人,知道海瑞将实情告诉皇帝,实际上救了大明江山。所以后来当海瑞辞世的消息传到万历皇帝那里,他竟辍朝一日,并写祭文。这祭文我们今天在海口的海瑞墓还能看到。在祭文中,万历称赞海瑞“抗言争日月之光”。

海瑞不仅感动了明朝的皇帝,还感动了后代的政治领导人。这就是毛泽东。他看了《明史. 海瑞传》后,就希望有一个当代海瑞,以为他的时代增光。只可惜他只喜欢死海瑞,不喜欢活海瑞。当真的、却打了折扣的海瑞——彭德怀在庐山私下批评了他时,就被打翻在地。后来吴晗遵旨写了《海瑞罢官》,又被敏感地认为是为彭翻案,指使另一个文人“批判”,从而掀起了大规模、系统性地打击批评的运动——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受《海瑞罢官》的牵连,海口的海瑞墓被捣毁。一同被捣毁的,是从白居易到海瑞的批评精神。

毛泽东后来说,“讲海瑞,我很后悔。可能真正出了海瑞,我又受不了。”嘉靖也受不了海瑞,但为什么海瑞还能活下来,并受到朝野推崇?这是因为明代不仅有“海瑞精神”,还有支撑这种精神的制度,即谏议制度。海瑞就是这个制度中的正式成员。而毛时代,这个制度已经没有了,彭只是个业余角色,他被打倒了,也没有嘉靖时那种谏官前赴后继的抗争。嘉靖知道,他可以杀掉海瑞,但杀不掉谏议制度,更杀不掉以谏议为政治正确的历史标准。

没有了了解真实信息的系统,毛闭目塞听。1958年,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饥荒了,而毛在视察徐水县时,干部们在毛眼皮底下造假,竟让毛得出“全国的粮食多得吃不完”的结论。在当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如何消化吃不完的粮食”竟成了正式议题。即使到了1960年,全国已经饿死了上千万人,毛仍不知情。这是因为,绝大多数地区的党政组织,那时已经变成了阻止真实信息送达到毛耳边的力量。他们检查从当地邮局寄出的每一封信,把说饥荒实情的信说成是“反动信件”加以扣压甚至追查(杨继绳,《墓碑》,香港天地图书,2008,第56~57页,第114页,第225~226页,第228页,……)。少数一些饿死人的信息冲破封锁到了毛的耳边,他也不认为是全局性问题,因为那么多信息都告诉他“形势大好”。直到李先念向毛汇报大饥荒的情况时,毛还说他是“杞国人”。

毛压制批评大概是为了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使用的方法是说批评的立场或内容是错误的。如他说“海瑞在明朝是左派”,到彭德怀这里就是一个“右派”。在毛的时代,“右派”就等同于“坏蛋”。这就是对批评作为一种原则和制度的根本否定。因为一个批评是否正确如果要由被批评者来评价的话,他可以将他不想接受的批评说成是“坏的”、“错误的”批评。因而,压制“错误的批评”就等于压制所有的批评。甚至可以说,那些被批评者想压制的批评,往往是真正的批评;而被批评者可以表现得“宽容大度”的批评,可能轻描淡写。历史证明,彭德怀的批评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批评。反过来,如果想要真正的批评制度,就要包容所有的批评,包括错误的批评。白居易和海瑞的时代,台谏官们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就包含了如果失实也不会被追究的权力。

果然,毛的时代,除了一个声音以外,就是鸦雀无声。极少数敢于批评的人,成了“反革命”或“反党分子”。林昭和张志新这两个坚强的女性,只是批评了毛,就遭到了最残酷的对待。更严重的是,当时没有人听到他们。而这个时代,正如古今中外压制批评的后果一样,统治者毁掉了自己的信息系统,依据错误信息作出的错误决定,就将民众和国家带入最悲惨的境地。数千万人在和平时期死于非命;从1949年到1978年,粮食的劳动生产率始终没有超过光绪13年(见下图)。当初那个说“吃饭问题最大”、立志救民于水火的青年,由于压制批评,把吃饭问题变得更大。

 

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1952年-1979年)

 

资料来源:盛洪,“制度应该怎样变迁”,《学术界》,2014年第12期。

 

所以,保护批评还是压制批评,是一个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到是否要让这个社会看清自己。凡人由于理性有限及人性弱点,可以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压制批评是一种绝对错误。它使人们不承认错误,坚持错误,一错再错。就如不承认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错误导致了大饥荒;不承认大饥荒的错误,就发动了文革一样。别的错误尚可理解,压制批评的错误不可接受。中国自周以来的谏议文化就是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有过必谏”,鼓励“直言极谏”;也要求“从谏如流”,更警告“拒谏者天下必乱”。因而,批评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在传统中国,当社会把这样一种义务加到士大夫身上后,他们在精神上超越了世俗政权的等级,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如果制度要求对最高政治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批评,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呢?因而,这种谏议文化与自由表达的原则就是相通的,只是带有中国历史所赋予的特殊色彩。现代中国的创立者孙中山也看到了这一点,他称赞这种谏议监察制度“代表人民国家之正气,此数千年之制度可为世界进化之先觉。”这种正气,使《五五宪草》中的“人民有言论著及出版自由”条款理所当然,而独立于君权的弹劾权又成为五权之一的监察权的中国资源。而弹劾,无非是把批评变成行动。

 

反过来,“表达自由”原则所要着力保护的,无需是民众的日常言论,而是表达最容易受到打击和压制的部分,即政治批评。在1971年美国政府诉《纽约时报》案中,正是保护表达自由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致使政府败诉,而使《纽约时报》以披露国防部越战密件的形式对美国政府越战政策的批评,产生了纠正决策错误的作用。也就是说,只要保护最严厉的政治批评的权利,所有表达自由的权利就自然都得到了保护。如今,我国也有了有关表达自由的《宪法第三十五条》,却因没有了传承了几千年的批评文化,真正该保护的表达自由的权利不能落实,也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不能落实的关键因素。

 

从中国的谏议文化到现代各国宪法中的“表达自由”条款,正说明这是从人类几千年成败得失浓缩提炼出来的最宝贵的文明金律。它关乎兴亡。一个社会是否有真正的批评,是一个社会能否健康发展的替代指标;一个政治领导人能否不压制批评、进而思考批评,则是该人历史功过的重要砝码。对于任何具体个人,批评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它对被批评者有利;而压制批评,不仅损害社会,还会埋葬压制者。

 

没有了批评精神,一个社会不仅失明失聪,也会精神不振。长期压制批评的结果,会使各级行政官员心理脆弱,没有辩驳能力,容忍批评的阀值过低,稍有批评,不是失态,就是失言。如前几年原湖北省长李鸿忠在记者问了稍微难答一点的问题时,竟把记者的录音笔抢走。党政领导不爱听批评的风格也使整个官员群体变得委琐而不负责任。记得郑也夫曾说过,当他通一位北京市政府前官员请市政府内的中级干部们,向市长转交一封千人签名要求玉渊潭开放野泳的信件时,“找了多个人,居然没有一位愿意送这封信”,“我震惊于市政府的干部连转交一封信都不敢”。由于没有批评文化,“以铜为鉴”,竟不可正衣冠。如常年关注前南京市长季建业的资深媒体人丘宁披露,他发现季的鼻毛较长,就买了一把鼻毛剪给他,过两天他发现季用这把剪刀剪了鼻毛,遂感慨季的下属连这种生活小事也不敢向他提。

 

没有批评文化,既不正确,也没力量,还不美。在一个自由表达且吸纳正确批评的社会中,共识才能达成,社会成员才能在观念上成为一个文化整体;压制批评只能获得表面上的平静,而致使“和谐”一词变意。对于一个政府而言,考虑各方面批评中合理因素的决策,才是有力量的决策,因为它兼顾并平衡了更多人的利益,而获得更多的支持,从而能更有效地实施。

 

进而,承受批评和承担错误责任就是一个政治人物的首要素质,“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就是最好的解说。坦然面对批评,才真正能反映他的自信,因为他坚信在自由的批评和反批评中,正确的意见是有力量的;坚持表达自由的原则,才能反映他的智慧,因为他知道,多种不同意见的并存和互动,并不会使一种极端的错误意见占上风;吸纳批评,才反映他的力量,因为他知道真正的力量并不在于他自己有多高大,以及政府所掌握的资源有多雄厚,而是来自于改善公共决策而导致的社会力量的有机整合,以及由于释放了不满而带来的民意支撑;只有在批评的环境下,也才能突显他的成就,因为他知道,没有对手的“胜出”和不经辩论的“正确”不是真正的胜出和正确;不公正规则下的“成功”不足称道。

 

对批评的态度也涉及到政治审美。世界上没有最美的花,只有万紫千红。我们知道“只要香花、不要毒草”的偏执带来的是百花凋零。表达自由所带来的多种观念、意见、理论和表达形式的并存,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政治与文化生态。唐宋,那两个我们至今神往的朝代,正是因为有着中国历史上最成熟有效的谏议制度,以及这一制度所激发出的昂扬的批评精神,才出现政治和文化上群星灿烂的图景,而不是“千夫诺诺”的局面。那些我们今天因缺乏批评精神而窄化为“诗人”和“文学家”的人,如李白、杜甫、白居易和韩愈等人,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都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其中很多人就是以政治批评为职业。一个缺乏批评精神的社会,可能会在经济上有所成就,但纵观历史,我们知道它并没有文明史的价值。今天的中国,世人已对她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存疑义,人们需要拭目以待的,是她怎样继承已有的文化遗产——批评精神,与表达自由的原则贯通,再次攀登政治与文化的高峰。

 

2015年1月28日于五木书斋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盛洪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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