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李思文: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的粗浅思考

作者  李思文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发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课题?这其实既是一个本土化课题,也是一个国际化课题,是一个历史性课题,也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课题。中国共产党拥有90多年的建党史,党员人数达8500万名以上,是世界人数最多的第一大党,也是领导中国各民族阶层地区13亿人民建设发展的国家执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中国人民核心利益和集体智慧的精英人才团队。从管理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政党的理论体系、管理机制、队伍建设和党内文化,必然也是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也是我们面向世界树立民族形象的重要支柱。


 

尽管关于共产党发展的论述汗牛充栋,且大多都充满感情,具有很强的激励性,不过如果跳出中国,从一个纯粹国际受众视野的角度来看,涉及党的很多材料和思想其实还存在文风陈旧、结论先行的语言局限和叙事问题。由于不少内容宣讲气味过浓、“代言”意识过强而逻辑论证欠缺,或纠缠于党内党外人物的神化描述或人际关系的叙事,或目光局限在过去的光辉历史而很少现代化气息,从整体思想表达上,这些叙事还常常存在与现实脱节、与世界隔阂的情况,缺乏一种通往“现代化”与“国际化”的更为谦虚、细致、准确的思维习惯和精神,不太能够让世界思想界和普通受众看到一条非常清晰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为指导的、现代化的、可检验的、易于理解的政党建设的道路。换言之,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不是一个传统管理层内部的禁区话题,而是整个国家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开放话题的话,那么我们似应可对她的未来提出一些开放的建议。

在很多党内人士看来,共产党未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还应当是一个如何成为一个善于应对国际国内变化、开展自我改革的现代化、普世化、包容性政党的路径发展,而不能沿用一种僵化教条、自我封闭、紧张保守的特殊化、传统化、局限化的思维方式,不能把眼界越走越窄,而应把道路越走越宽。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汲取自身历史以及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优秀元素,面向瞬息万变的祖国人民和世界局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升自己、充实自己、开放自己、丰富自己,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核心原则,以海纳百川的态度塑造出一个崭新的思想型、人才型、开放型、法治型政党及其工作方式,从而超越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和传统封建官僚集团的狭隘性与局限性,走出一条造福于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的“健康之路”。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建设,笔者不拘浅陋,结合一些阅读工作和思想心得,尝试提出以下粗浅的思考:

一是理论体系建设。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主要理论体系均来自以《共产党宣言》等文件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后来随着时代的变革,则不断吸收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思想的影响进行调整,可以说进行了极强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其内容丰富博大,硕果累累。然而,在这一系列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其实还隐藏着很多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本身存在的深刻矛盾,隐藏着革命党与执政党身份的内在矛盾,隐藏着经济社会的计划管理模式与市场管理模式的矛盾,隐藏着马克思本人在19世纪形成的思想体系与21世纪变动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理论界似乎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例如,《共产党宣言》本身作为一篇19世纪带有很强战斗性质的檄文,其实本质上也包含着很多与中国本土民众积累了数千年的信仰、习惯和理想不甚吻合、也与人类社会的复杂现实并不完全一致的内容,例如:《宣言》毫不讳言其“与各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决裂”、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消灭家庭”、“反对资产阶级的公妻制”、“取消继承权”、“取消祖国和民族”、“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消灭……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等等。事实上,马克思作为一名杰出的犹太裔学者和革命家,在为人类奉献出唯物主义、阶级分析、生产力发展规律、资本与剥削理论等等宝贵思想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处时代社会矛盾和社会现实的烙印,他那独特的、激烈的、忘我的、超前的、排他的战斗性,体现的既有对人类永恒正义和公平的追求,也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着当时西欧社会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间法治欠缺、民权脆弱、社会分化严重、社会医疗、教育、文明等程度均较低的现实,其文辞中一些激进修辞,是否适用于人类社会的全部时代,还有待商榷。

在思想上,马克思认为哲学高于神学、阶级矛盾高于人类共性,因此总是在不遗余力地召唤人们起来战斗反抗现行制度,从不安于现状,并且建议否定全部宗教和封建关系。这种战斗性,在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在危机与困境中寻求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国民苏醒的语境中,是完全适用的,也激发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为中国的美好未来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和青春,为我们今天的团结与发展奠定了千载难逢的基础。但也因为这种带有绝对色彩的战斗性与传统中国社会的民间现实和需求仍然存在巨大矛盾,直接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在20世纪60-70年代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由于拘泥于马克思部分偏激思想的教义,人们带着过分敏感的阶级意识,将社会人为地分成不同阵营开展内斗,以暴力形式割裂了中国人与其传统家庭价值观、和平观、道德观的关系,并试图通过语言和行为暴力推行高度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文化”,从而把中国内生的士大夫文化、协商文化、自律文化、宽容文化、宗教文化等一律抹杀,导致了文化上巨大的反弹和痛苦,也未能孵化出有助于人与人的文明尊重、商业经济发展繁荣的优秀管理模式。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层选择改革开放道路、放下思想包袱、重新以包容态度开展与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积极互动的关系之后,才得到改善。也正是这一次重新的开放,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受到了各种新的关注和怀疑,但也得到了新生与再造的机会。

笔者认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精神导向在中国依然具有引领性的重要地位,但其思想内涵已经远远不同于其发端时的初衷,而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应该在理论体系构建上予以明确分析和理解诠释。例如,在中国共产党版本的新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未必是截然对立的,因为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看不见的精神世界与文化成就,与看得见的物质世界和财富积累应该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中国人数千年以来都重视立言、立德、立行,并不认为人仅仅是单纯的经济生产和斗争动物,而是作为一种精神个体在道德上追求高度自律、注重善恶因果、注重保护人天性中对世界自然的关爱与信任,这种伟大的思想传统,恰恰是未来人类发展和社会法治的有力补充,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不应该因为马克思对于有形的“生产力”的高度关注、对人类追求和平和解的共性的否定、以及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性质的初级生存竞争意识就被淹没了。又比如,在中国共产党版本的社会治理理论体系里面,“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也不应是绝对冲突的,因为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劳动的分工细化,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必将成为全社会的公共财富,人和人的互相尊重与协商民主决策也将成为常识,不同职业之间的关系也不会再像19世纪那样缺少平等,经济的发展也会让更多人实现平等交易和共同发展的机会。未来的世界,或许像技术乐观主义者所看到的那样,甚至会是“平的”,每个人都将具有更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言权,不同职业的尊严和价值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从而实现远期意义上的公正与共享,打破劳动隔阂。由于以上这些可能性都是开放的,需要用实践和探索来证明,这就再一次印证了马克思所盼望“阶级消解”的那一天,未必一定要靠暴力革命、靠剥夺私有权来实现。因为暴力有暴力的内在规律,它往往只能带来更多的暴力反弹,而不能从根本上提升人性的觉悟或促进和平与共识。而对私有权的认识,则与整个人类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有关,也与人作为高等动物的基本本能有关,不是靠简单的理论否定和想当然就可以解决,或许更需精心的引导考察。马克思本人也从未亲见这些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因此对这些理论体系在现实实践中的实际演变路径保持开放态度,应是任何一个以追求真理的共产党员应有的理论自觉和责任。

在笔者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或者应当传承的,或许早已不再是原教旨主义的暴力革命式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当是经过综合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改良社会主义学派、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乃至欧美民主法治思想和多种经济管理流派等各种代表人类思想精华,融会贯通后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这些理论流派表面看似不相容,甚至在其历史演变中有过激烈争论,但内涵是一致的,例如,在人的层面追求人的自由自律、全面发展、互助友爱、共同进步,在社会的层面追求公正平等、民主法治、科学发展、和谐共生,在经济的层面追求资源共享、配置合理、绿色环保、共创价值,在思想的层面追求学无止境、求真务实、纯洁博爱、无私共享,等等。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些最适合中国国情也最具备世界性、最能感染普通民众也能激发党员积极性、最能兼收并蓄也最经得起推敲的思想都会渐渐沉淀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长远发展的核心理念。而凡是带着真诚、博爱、科学与理想之心,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奋斗终身的人,都应该说是认同共产主义理想的、可以成为共产党这一先锋队伍组织脊梁的“铁杆”成员。如此,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建设才能博采众长、从善如流、及时实现自我调整和修正,站在人类精神理想的高度启发更多人加入其宏伟事业,从而不断推出符合社会现实需求和国际正义导向的优秀理念,使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谈及理论建设,不免要谈到理论文风和理论氛围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思想的讨论和提出过程中,都有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干部阶层的心血成果,这点大概在世界各个政党中也是少见的。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国际国内思想理论阐述文风和氛围所限,我们党对于建立完善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兴趣还不高,话语权也并不强大,对于吸引全国乃至全球优秀知识分子参与马克思主义未来发展研究的学术意识和理论自信似乎也不够强烈,对于当代新出现的国际现象如西方左派运动等等往往无法发言。而由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革命领袖的战斗话语、以及工农建设阶段豪迈奔放的呼告话语影响力过强,加之对历史决策的若干禁忌,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描述往往容易陷入单调重复,局限在“学习”、“落实”、“高举”、“紧抓”等等不具备理论价值的语汇上,而对于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细化研究、以及新形势下的融合与再造等关键问题却不敢涉及。同时,由于理论界长期对马克思本人以及我党政治和思想领袖的神化宣传,也常常阻碍了青年学者的步伐,使其不敢贸然质疑,以免受到组织责难。因此在国际学术与哲学社会科学舞台上,中国学者、共产党学者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成果还普遍没有得到接受和认同,未能与世界各地知识分子学者进行平等开放的生动对话,吸引更多外国受众的认可和关注。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话语也离人们生活现实越来越远,而研究机制的官僚化、集体化也导致独立思考成为大忌,八股话语泛滥成灾,结论先行、论据过时、结构陈腐、毫无建设意义的照本宣科取代了生动活泼的讨论与独立思考,无法引发人们真正的关注和兴趣。与此同时,出于中国人对各种政治理论乃至哲学思想的“实用性”的关注往往超出对其理论体系本身“完整性”和“逻辑性”的关注,对于新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建设也常常流于世俗化、碎片化,难以实现整体性、战略性的重构与再建。于是,关于理论建设的有益分析、思考和探索,也常常容易被错误的理解成派别斗争、路线斗争而贴上标签、带上帽子、用各种方式打压下去,从而失去了健康发展、自我更新的机会。

为此,笔者希望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更多的党内学者和知识分子能坚定信心、开拓视野,寻找机会多探讨与世界社会主义思想者和知识分子互相讨论、交流的机会,让国际知识学术界对我哲学社科和主流思想的潮流动态有更深了解,助力我党的理论建设和国际化工作。

二是工作机制建设。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成为中国执政党与世界第一大党,与其内在工作机制的设计是分不开的。在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关键时刻总能凝聚人心、团结队伍,共同形成最优秀的决议和策略,并且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执行和推广,这与整个党组织的民主和法治建设以及战争模式下的军事化指挥机制息息相关。在战争环境下保持民主原则、重用优秀人才、开展纪律监督、决策共议、团结合作、军事化管理、定期自我清理等做法,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以来被看做是中国未来民主法治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摆脱封建官僚资本等势力压迫的先进力量,是一支带有兵权的同时,也具备高度自觉性和文化修养的团队。尊重人民、热爱人民、纯洁自律、追求民主、主持正义的良好声誉,加之优秀人才的积极加入和有效合作,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战胜反动势力和侵略者的力量,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也为其赢得了世界级的认同。这种工作机制,包括组织军队开展有效的反侵略反镇压斗争、发动群众力量开展革命和生产运动、开展阶段性战役实现阶段性目标、团结党内外力量共同应对敌人、通过自我批评开展纪律监督等方面,都是科学有效的。但是当中国社会发展到和平稳定的今天,我们党已经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国家通过军事实现统一的任务已经大部分完成,我们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已经坐拥全国各族各地人民的信任、资源和力量,且党员队伍已经大到无法通过内部监督实现自我纯洁时,原有的方法是否还适用呢?

回顾共产党历史,这个对自身要求甚为严格的政党,在历史上寻找和坚持各种重要的工作方针、路线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其纪律的严肃性,保持组织的纯洁性,保持队伍行动的统一性,开展了不少的自我清理工作,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其安全发展。但是,这种在特殊时期针对党员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通过集体化评判形成决议和处理的方法,离真正意义上和平时期的民主法治还是有距离的。因为党员个人能力局限和制度缺陷,历史上因为这种纪律处理而被误判错判的党员人数也不少,而出于封建影响对个人崇拜的潜在需求,以及将党内领袖加以神化的倾向一直也还在,私权大于公法、小团体意志大于组织规范的事件也偶有发生。而放眼今天和世界,在建设法治社会的世界大潮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机制中,也亟需引入法治思维和法治观念,把共产党的党章内容与国家的宪法、公务员法、行政法规等法律法规进行有机的统一整合,逐渐摒弃党内纪律与党外法律脱节、党员内部关系演变成封建关系、党员观点差异堕落成帮派斗争、党的工作与政府工作层次混淆、党内人治代替国法法治、内部安排与社会隔离等等原有做法,让党的组织、选拔、民主、决策、纪律等工作成为国家宪法的一部分,让党的运行机制进入到阳光下,坚持党章面前人人平等,用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新规定和新制度来完善党的规章制度。中央党校的一些研究也标明,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党章,在制度上就还存在很多可以修改调整的空间,这样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体现更为民主开放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

在调整党的工作机制的改革道路上,我们需要首先明确党的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并对此作出充分对接,使之具有相得益彰的效果。在笔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党章》本身是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下运行的。任何党员首先必须做好一个合格守法的国家公民,遵守国家纪律、享受公民权利,然后才能做一个好党员。因此,对党员工作的管理要求,也必须以法律为准绳,涉及党员加入和退出、升职和降职、奖励和惩罚、权利和义务、人格尊严和基本人权保护等制度必须符合国家法律程序,保持信息公开,不能游离于宪法之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遇到风险事件时,党员的个人行为可以提前规范和预警,权利义务有章可循,奖励惩罚不背离法治准则,不再出现成王败寇式的前后不统一或者讳莫如深引发民间疑惑的事件,党的各项决议也能经得起历史和法律检验,党的决策流程也可有据可查,可以公开接受全国公民的监督,这才是规避类似“文革”、“批斗”式事件重现的根本保证。从某种意义上说,党的宣誓也需要一定程度上的现代化改造,不能只强调个人对组织无条件的忠诚,而忽视组织对个人权利义务的规范与保护。有了这一系列规章制度,才能更好地保障党员权益、党内民主、推动党内创新、保护党内健康的辩论和发展、形成科学统一的认知和意志、把全体党员最优秀的思想和实践成果凝聚成党未来发展的基石。

另外,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党政分开、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还需要更加明确党本身的工作目标、工作任务、工作方法和工作衡量绩效评估标准。如何对中国共产党在推动国家发展、民族团结和世界进步方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和工作任务进行量化描述,如何让党在国家、民众和世界上的地位更加清晰,愿景更加明确,使党内党外形成统一认识,从而细化分解为每一级党组织的工作任务要求,对党的建设和领导是否科学、思路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合理、效果是否优秀、是否实现其战略目标、是否体现其核心精神进行理性量化的有效评估,是未来党建道路不可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与国家建设的目标是有所不同的、与政府工作的绩效评估也不完全一样。在绩效评估方面,还需要分清楚哪些任务是党员个人的任务,哪些是组织的任务,哪些责任权限是个人权限,哪些是组织权限,哪些是长期任务,哪些是短期任务,由谁负责,通过什么渠道实施,等等。

党的工作机制建设,其实也直接影响到党的工作作风问题。目前党中央新一届领导人正在大力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工作作风的决心是显而易见的。关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等问题,在笔者看来,其实还应该包括粗暴主义、浮夸主义等部分极端作风。这些一方面与人情至上的中国封建传统与西方享乐生活腐蚀影响有关,一方面也与共产党工作制度和评估体系本身的不完善有关。在共产党工作机制中,虽然很多党员干部成绩的考察虽然也参考民意,参考其实际工作效果和日常表现,但也存在很多党员干部工作好坏、个人升迁的评估标准更受上级领导的考察效果、领导喜好影响,受到传统官场文化中的多种陈旧思维习惯的影响,例如将人的工作能力、工作意愿、沟通能力、服务能力与人格高低、动机好坏、性格曲直、前途好坏等元素混为一谈,缺乏科学客观判断,使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搞好关系、讨好大家”、“伺候好领导,万事亨通”等犬儒主义态度容易变成个人升迁的核心部分,取代了工作本身以及“为人民服务”本身的衡量标准。

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党员干部逐渐落入到封建式的官僚关系当中,以上级长官的需求为工作指向,不敢有任何思想上和实践上的创新或改革,甚至无视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在各种视察、访问等领导以为有效的传统工作手段中,唯长官意志是从、唯长官喜好是从的习惯十分常见:领导想要考察什么成果,就把什么成果摆出来;领导想听到什么声音,就把什么声音放出来;领导怕遇到什么问题,就把什么问题藏起来;领导希望升官顺利,就想办法为其减少麻烦等等。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报喜不报忧、无视工作的客观规律和难度而一味强调表面成绩,绝不敢触碰领导工作升迁的雷区,更谈不上对国际国内实际情况进行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和有针对性、开拓性的工作。在地方工作中,喝酒宴请之风大兴,更是因为党员和公务员的正常工作和沟通渠道如严肃的会议、组织生活等,早已因为言路的堵塞、民主的消解、辩论空间的缺失而被架空,人们时时牢记历史教训,经常互相提醒,用尽一切办法避免在正式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开展正常讨论,唯恐得罪领导、影响组织纪律规范而被人盖上“捣乱”、“不懂事”乃至“大逆不道”、“僭越犯上”、“目无组织纪律”的帽子,从而导致真正的交流必须只能发生在私人生活中、放松的饭桌上,导致党内形成了无比丰富的、与传统“会议文化”堪与媲美的“饭桌文化”,各种带有江湖色彩的称兄道弟、娱乐享受、恩情与回报成为解除人与人戒备心的一种文化仪式,实际上已经构建成管理学上所谓“非正式关系”的新型关系,将人们连在一起,原有的“明组织关系”被“潜组织关系”代替,连“明工作手段”也变成了你帮我、我帮你的“潜工作手段”。在公务员和党员群体口头语中,以人情关系为基础的思维和表达习惯更是司空见惯,充分说明党员的私生活与公共生活已经混为一谈,既缺乏私生活的尊严和独立性,也没有公共生活应有的规则和纪律,各种因工作而喝酒伤身的不必要的“牺牲”更是比比皆是,造成党员精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和自我消耗,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去年“八项规定”的出台,在一定时期内狠刹了这股歪风。可从长远来看,还是要靠党的内部机制建设和调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党员之间无法通过正常渠道实现深入沟通等问题,未来的“反腐”、“反奢”、“开言”、“开脑”的道路,还是任重而道远。

今天我们既然不能脱离中国现实来谈党的工作作风建设,就必须考虑到党员工作的法治化管理与科学、量化、对民众负责、对事业负责的绩效评估制度才是一切制度之本,只有这两个制度真正得到重视和改革,党风才能得到根本性好转。试想,如果党和政府的每一项经费都需要受到公示和监督,每一份权利都受到明确规范和约束,谁能有大笔经费无限制地挥霍与享乐?又试想,如果每个党员干部的升迁前途都与实际工作效果和敬业专业程度相关、与求真务实的各地现状有关、与民众利益是否得到保护和发展有关,而不是主要靠人治式的领导考察,不是靠酒桌上的表现,谁还会有精力一心讨好领导、走形式、媚上欺下、曲意逢迎乃至践踏老百姓权益、藐视法纪呢?从某种意义上看,尽管中国目前党员干部管理中存在纪律监督的机制,但笔者认为,仅靠人治环境下的自我监督或同行监督是不行的,还有必要考虑推行合法机构、个人、媒体等党外监督、党内民主平等、弹劾机制、或党员干部自动辞职机制,让党员干部的言行都位于阳光之下,权责清晰,进出有度。并且,还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明确分清人格缺陷与能力缺陷的差异,工作能力与工作意愿的差异,把不同性格、不同特点的党员都尊重好、团结好、管理好,赋予其基本尊严和安全感,尽量避免在战争气氛下违反法治精神搞人身攻击和站队恐吓,避免用封建秩序和潜规则代替党内民主和明规则,避免关于党员个人工作权限模糊不清,避免言路阻塞、权责混乱,影响党员队伍信心和积极性。

三是人才队伍建设。中国共产党拥有8000多万人,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何管好、用好、发展好这个庞大的人才队伍,使其成为中国发展建设的主力军,的确是一个世界级的大题目。从目前来看,我党所秉承的少先队、青年团、共产党三级队伍建设机制是非常有效的。优秀的、有才干的、具备领导潜质和较高人格品质的人才,很早就会被纳入到共产党队伍的发展体系中,经过层层选拔和培养机制,成为重点培养对象,成为国家建设的栋梁。这是我党长期稳定发展壮大的人力资源支持,也必将成为未来党建和国家建设的一条重要路径和经验。

进入新时期以来,党的人才队伍和组织工作建设应当说也面临了一定的考验和挑战,特别是党员的队伍管理问题。由于党建、团建组织生活与党员个人生活不可能永远重合,因此大部分党员的日常学习成长路线也越来越分散化,光靠一个集中的组织通过传统方式为其提供学习、教育、监督、培养似乎还并不够有效。而随着中国国家本身经济机构的调整、人才结构的调整、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党员成分的日趋多元化也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如何对他们进行培养和管理将成为未来的重要挑战。数据表明,2001年以前,中共党员构成主要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人、干部等传统群体,自从2001年江总书记提出“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以后,越来越多的来自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新阶层不断加入共产党的队伍。与此同时,中国最有影响力、高学历和年轻化党员增多正成为中共党员结构变化的显著趋势。最近的统计标明,在8000多万党员中,35岁以下党员2062.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党员3191.3万名,占党员总数的38.6%。事实上,由于这部分人才在中国乃至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在国家经济、决策、民意的引导性上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如何有效地吸引、团结、管理他们也成为一个更高的课题,包括如何让党员群体更好地代表新时代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女性群体、残障人士、弱势群体等不同社会阶层的真实需求和利益,都还需要细致研究。同时,由于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空前强大的传媒时代,自媒体传播平台影响力日益增加,在未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党员、企业主党员、意见领袖党员将更有可能广泛传递自己的观点,带着更强的权利意识、法律意识、国际意识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更有可能引导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走向。在笔者看来,中国共产党要想在中国成为长期立于不败之地的执政党,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把各界具备优秀品格和进步思想精神的领袖人才吸引到党组织的周围,这就意味着党的制度和人才队伍管理方式必须做出现代化的革新。例如,党章的修改调整,宣誓制度的改革,党员队伍法治规范的提高,党员个人权利的保障,党的核心价值观对党员个人的影响方式,党员日常学习和能力锻炼及提高渠道,党员私生活与公共生活的区分,不同宗教信仰和个性特色的容纳和消化吸收等等。

党的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党员的违规违纪思想和行为的提前预警和管理制度。对于有腐败倾向的共产党员,如何在早期阶段便予以发现?如何区分党员的工作动机、工作能力、工作意愿与“个人野心”、私人利益的距离?如何鉴别低质量党员对社会的危害并予以有效管理和教育?负责党员教育的部门对党员的成长到底应当承担什么责任?遇到风险如何追究?如何对涉及违反国家法律的党员同时进行公开、公正、合理的处分?如何对党员进行科学的日常选拔、考核、激励和监督,同时又不造成互相倾轧、穿小鞋、告黑状、靠潜规则上位等等不合理竞争?如何使队伍健康团结发展?如何实现针对中国未来和党的未来的建设性创造?中国共产党未来在中国人口中、知识分子中所占比例应该是多少?共产党员的平均教育水平应该有多高?党员的优秀品质能否量化评估?到底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这一系列问题,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也是党的人才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

最后,关于共产党员个人素质评估和人才管理的问题,笔者还感觉到有一些重要的课题需要研究,特别是“德才兼备”中的“德”该如何评判和培养的问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德”常常与“仁义礼智信”有关,在中国目前关于共产主义道德的表达体系中,“德”似乎意味着“舍小家、顾大家”、“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带病工作到最后一刻”、“任劳任怨做革命的螺丝钉”等等一系列带有自我牺牲性质、痴迷工作性质、组织集体利益至上的无私与高尚品质。这种道德要求,常常被看作是作领导的基本素质,甚至最高标准。这些要求在工业化、军事化、宗教化的社会中都是具有极大价值、也相对比较容易实现,是千千万万党员同志走过的历史轨迹,也符合特殊情境下的主流价值观选择。但随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分散化、个人化、信息化、法制化、消费化的后工业社会,曾有的这些道德观念在普通党员和大众心目中影响逐渐消退,越来越多的党员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了新的道德意识,例如更加看重家庭、工作中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更加看重人与人的平等尊重,看重科学管理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并且更愿意将个人修养看做是一种“独善其身”的艺术,在遵守各项纪律法规的前提下,以更谦虚低调的态度“重归世俗生活”,而过高的道德要求,常常被看做是不切实际且不必要的。与此同时,由于大部分党员以及普通群众(甚至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部分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更多信守的是商业社会的交换与消费原则,但也基本能做到诚信、善良、正义,自觉自愿传播“正能量”,各种人与人的互相救助、帮扶、危机中舍己为人的行为也广泛存在,似乎并不一定与共产党的教育有关。应当把党员的“道德”与普通公民的“道德”进行有层次的协调规范,理顺党的道德体系建设与国家公民道德体系建设的逻辑关系,避免把一切美德都归功于党组织教育,同时力争把更多美德纳入到党员道德教育体系,让党员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有机统一起来,让党员的道德教育和人才管理更加科学化,推动道德建设的现代化。

尽管在党员队伍中大部分都是品格优秀的领导型人才、知识型人才、服务型人才、法治型人才、理想型人才,且各自都在其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部分担任干部的党员缺少自律意识,言行不一、心口不一、滥用组织和民众信任、贪污腐败、作风粗暴、修养低下的情况依然存在,对党组织整体形象造成了巨大损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言论与信息的传播空间普及,普通民众参政议政的“公共空间”也越来越大,而在这个空间里,关于党员干部堕落腐化、践踏民意、执政失误等消息总是传得很快,对党员和群众都会造成巨大心理落差和负面影响,引发社会上各种不信任情绪、反感情绪乃至愤怒情绪,形成对党和国家稳定团结局面的重大威胁和压力。据公开消息,从2007年11月到2012年2月,仅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立案的腐败案件就有51.85万件,处分54.03万人。而社会上流传的更多小道消息,例如“红二代”、“官二代”因为人情关系、权力关系而身居要职、掌控大额国有资产、生活奢侈乃至移民国外的信息,更是流传甚广,似乎仍然远远游离在法治体系或党纪体系之外,成为中国法制社会与党建党纪的“盲区”、“雷区”。由于中国人对公平正义的天然追求,共产党建党之初和建国之初对于民众所提出的庄重诺言,以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朴素、高度自律、不为子女家庭图富贵等思想行为的道德模范作用,中国百姓对共产党的期望值也格外高,甚至有时与封建时期的半人半神、包办一切、严于律己、从不犯错的“父母官”、“包青天”等传统形象融为一体,因此当他们看到党员或官员的堕落贪腐时,就会由爱生恨,由依赖生抵触,滋生出各种失望、愤怒、厌恨等情绪,而在我国社会本身不重视心理疾病救助、不重视公民基本法律救助和个人权责知识普及的情况下,一旦遇到官民矛盾、党群矛盾、民族宗教争议或个人、群体利益事件时,在暴力情绪煽动和负面势力影响下,“水浒”乃至“圣战”式的“替天行道”冲动就会影响民众的言行思想,导致矛盾变冲突,小事变大事,成为冲突导火索。这种情况,仅靠表面控制的“维稳”是不够的,还应该看到民众与部分党员的矛盾,是道德期待过高与道德要求过低之间的矛盾,是工作形势复杂与人才水平过低之间的矛盾,是工作领域宽泛与人才结构单一之间的矛盾,需要在党员人才培养的体系里加以充分考虑,例如:减少对党员的“神化宣传”与“弱化包庇”之间的落差,直面党员也是人,也会犯错误,需要学会知错就改的原理,理清党员队伍的历史情境与现实情况之间的差异,增加各领域、各专业、各种职业党员的自律和综合管理能力建设,增强其自觉尊民爱民、学法用法的意识,以推动社会融合、民主法治、宽容理解、和谐进步。

四是宣传能力建设。回顾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文化宣传始终是其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还影响到整个党的生死存亡和管理地位的合法性。宣传得好,共产党就被看做是人民的一部分,是人们的兄弟朋友、与老百姓是鱼水关系,可以担当民族复兴大业的旗手作用。宣传得不好,共产党就会成为人们泄愤的对象、懒惰的理由、甚至是暴民或别有用心的反动势力颠覆中国政治体系、扰乱中国正常发展秩序的靶子和借口,让人民感到疏远、猜疑、甚至反感和对立。在一个充满竞争和矛盾的现代化社会,人与人的思想境界、利益诉求、生活习惯、文化品位会越来越多元化,而在这个文化多元的社会里,共产党如何才能成功地开展其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推广,树立起自身健康统一的诚信形象,使其成为整个民族乃至世界正义爱好者赞赏和推崇的文化整合与创造者,将成为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工作内容。

从宣传能力建设方面看,共产党作为一个志存高远、心怀世界、求真务实、革故鼎新,试图为中华民族儿女乃至世界劳动人民提出未来发展建设道路的思想型、进步型、知识型、行动型政党,应当一直把针对全社会乃至全世界的优秀文化宣传工作看作其使命的一部分。在战争时期,共产党区别于国民党或其他政党的一个重要优势就在于其能够结合面向普通大众,运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和多元化的文化表达形式、介绍其基本政策、执政理念和道路方向,为大众提供精神上的指引和启发,发动其支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捍卫民众利益的正义事业。在冷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一度波及全世界工农阶级和被压迫和损害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各个角落,让受到两个超级大国隐性或显性侵略的各国民众能不断觉醒、塑造自己的地位和未来。中国共产党在大多数时候都在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呼吁建立国际公平公正秩序、呼吁消除阶级压迫、呼吁保护劳动大众权益、呼吁妇女解放和人格发展等伟大目标,这些带有国际道义高度的呼吁与正义形象曾经深入人心,遍地开花,为世界各民族人民的独立解放斗争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武器。

然而,由于上个世纪大国沙文主义影响和帝国主义多方面抹黑、摧垮和围剿,导致共产主义国家内部阵营分化、部分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追求民主解放、独立自主为目标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让位于跨国资本及商业贸易主导的全球化经济秩序下的社会改良运动,中国80年代末的社会正义与思想辩论也演变成“搁置争议、埋头发展”实用主义战略下的统一表态与和谐对话。由于国家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直接促成了整个国家的经济振兴、财富积累、生活富裕和文化宽松,越来越多的思想流派也开始在中国和平共存:共产主义思想不再是唯一的思想营养,包容性更强的历史观、思想观开始在中国民间成为主流,关于中国国家建设的正统叙事也开始出现不少裂痕,左中右的讨论随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与政权斗争结合、带有一定强制色彩、限制其他不同思想、文化宣传领域单一化、单向化的“革命”、“运动”、“战役”基本落幕,取而代之的是和平时期文化多样性条件下的新型文化宣传体系建设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工作,也不再是简单的Propaganda,而进入到了一个层次更高、工作水平要求更高、多层次多方向发展的新时期。

对内来看,中国共产党思想与文化宣传的目标、内容和手段保持了许多优秀传统,但也有很多需要改革之处。从战略意义上说,共产党的宣传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吸引各民族各阶层群众积极加入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及其正义和进步事业、对于我国国家性质和民主、法治、文明建设形成统一认识、自觉维护党和国家与人民群众的团结和发展建设工作。目前,我国在覆盖全国各年龄各阶层民众的教育文化传播体系当中,一直保持着党的核心领导力,通过普及社会主义知识的课堂教育、课外学习、文艺传播、党群活动等手段,共产党的基本思想、原则、理念和价值观一直在进行持续稳定的教育和传播。但这种教育与传播的内容和效果,现在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主要体现在部分教育传播内容单薄、脱离实际、缺少国际化的学术和理论关照、不太鼓励思想争论和发挥研讨,导致不少有一定求知欲求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习者有惑难解或感觉空洞无趣,更容易被其他社会制度的宣讲说服而难以形成科学的见解;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播内容如新闻作品、人格教育和文艺作品等单调陈旧、风格重复、缺乏吸引力、融合力、无法在艺术上形成具备水准高、魅力强、多元化的活力十足的文化艺术潮流;间歇性的党群活动手段如巡讲班、宣教队、文件学习活动等与实际生活中的群众自发活动脱节较大,缺乏持续性、策划力和与实践结合的可操作性和时尚感,缺乏入乡随俗的意愿和创造力,更缺乏多媒体传播平台的自主开发和建设性视野,导致其传播内容在乡村、社区等基层单位甚至党员干部、知识分子、青少年人群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有时还比不上宗教机构、族群团体、公益组织、名人意见领袖及西方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不能生根发芽,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领域,带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文艺作品内涵到底是什么、对人性的理解是什么、品位风格是什么、如何体现创作自由和多样化、评估体系是什么、由谁来创作、通过什么渠道传播、面向哪些受众、如何吸收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应当偏重商业性还是公益性、创造空间是什么、未来发展路径如何,在文艺创作队伍中似乎也不是很明确。而对于工人、农民等曾经属于传统社会主义“主力军”、现在属于社会中收入较低、权益较弱群体的人群在当今社会中的需求是什么,对文化教育的期待是什么,应该如何保证对其公平服务并且重新发掘其内在的自主创作潜力,使其不止是以单方面接受者而以主动创造的主人身份加入到文化发展事业中,传统宣教机构对此研究和开拓性似乎也不是很强。模式化描绘、仪式化创作、表面化处理的习惯,导致很多作品流于形式、质量粗糙、内容空洞、风格僵化,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震撼力与传播影响力。

最后,文化宣传工作本身在国内的价值与意义、地位与权限、传播影响力及效果的客观评估,或者说“文化宣传工作”的绩效评估标准,似乎一直还是一个空白,到底党的哪些文艺政策被证明是有效的,哪些是亟需调整的,需要达到什么目标,如何测算其真实效果,如何借鉴其他国家进步文艺传播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并没有合理的科学监测与研究。对于文化宣传受众的研究也十分缺失,未能吸收世界社会学、文艺学研究的先进成果,吸收传播学中受众本身期待视野等基本理论体系,提升其定性、定量研究水平,并根据现实予以合理调整。与此同时,对于占据公众日常生活空间越来越大的新闻媒体,如何尊重和引导社会舆论,既保护言论自由又保证文明方向,既尊重文化差异又体现主流意志,如何重视和用好文艺和媒体界在观察、监督、反馈社会运行和发展情况、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文明修养提升方面的价值和意义,也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使之在市场化管理和行政化管理两种方向之间,找到最恰当的位置。媒体还需要理清宣传与批评的关系、传播与吸收的关系,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长官意志、不唯民粹主义,打通社会上下的民意与文化传播双向管道,营造生动活泼、惩恶扬善、多元互补、批评互助的开放文明的公共空间,让社会矛盾、危机、风险解决在基层,舆论表达习惯和语言行为文明提升在媒体,思想交流工作体现在作品,从而更有效地监督、支持、改善党和政府对民众的服务工作,提升民众的觉悟和文明教育水平,也提升党和政府的科学工作与服务能力,巩固党的合法领导地位,传播优秀思想与精神成果。在这方面,仍需有更多专家和专业人士不受传统理念束缚、摒弃部门隔阂、共同探讨研究、开拓工作视野、形成工作方向、开展扎扎实实的自我改革,形成有效合力,使党的文艺宣传政策和工作机制更好地拥抱科学、拥抱理性、拥抱未来、拥抱民众,扎根于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不断发展丰富人民本身的概念内涵,丰富其内容手段,使之成为中国社会主流核心价值的罗盘针,成为舆论理性与安定团结的防护网,成为公民成长和道德修养的营养剂。

对外来看,中国共产党面向世界开展文化宣传的目标、内容和手段,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目标虽然一致,但也略有不同之处。对于共产党的对外宣传来说,核心工作目标应该是加深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及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主流和前沿问题的合作与讨论,以逐步推出带有国际视野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和明星思想家群体,不断丰富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形式和传播手段,使其成为让人更能理解、接受和欣赏的普世化内容,例如突出其追求人类公平正义、和平善良、人性解放、全面发展的普世化愿望,以便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狭隘民族主义和暴力主义的利己、异化、权贵、偏狭、霸权、极端、虚伪、反人道等逆潮流相抗衡,协助人类多元文化体系实现宽容和解、共同发展。在追求“世界各民族公正平等”与“世界各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理念上,共产党对外的宣传应当是加强关于“国际正义”、“人人平等”、“公平经济”、“科学治理”等基本问题的高层对话和讨论,积极传播我优秀思想成果,鼓励世界知识分子和公众就共产主义理想形成更高的共识和觉悟。在学术和舆论领域,则应积极抵制偏狭的派别斗争、部分媒体不顾事实对世界现状进行单方面描绘、以二元化思维丑化抹黑不同形态文化的行为,一方面做好国际左翼党派国家、世界劳工群体的工作,做好盟友合作的同时帮助他们开展良性改革与开放、自立与自律,使其感受到我们在理论建设和国家互助方面的诚意和善意,减少无原则的恩惠帮派关系,建立更理性的思想联盟、统一阵线和人民对话体系;另一方面也做好右翼和自由主义国家及资产阶级普通民众的工作,认真吸收右派思想和西方法治社会和文化教育精华成果,使之成为我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减少不必要的误解和争锋,提高各国文化的跨界交流水平,把国际社会对我的认识调整到肯定与信任的轨道上来,不断团结各种思想信仰、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支持,力争成为国际社会劳动民众、左派群体的好盟友、资产阶级优秀思想阶层和民众阶层的好伙伴,带着良心和尊严与世界做生意、交朋友,塑造一个文化大国广交良友、广播善意、积极发声、理性行动、开放公正、虚心进步的良好形象。

与此相比,“中国文化走出去”事业,则是共产党“社会主义文化走出去”高层架构下的底层基础,其范围更广、内容更多、手段更加活跃、主体更加丰富,是为提高我历史及当代文化的国际认可度、中国人在国际社会的美誉度、中国社会多元文艺创作群体创意水平的接受度和提升其作品附加值、拓宽我创意经济市场的重要工作。为此,需要以博大的胸怀与视野,吸收借鉴世界各国文化发展优秀经验、以多种语言、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多种传播平台积极开展工作,积极推动外国优秀文化的引进及进步文化艺术工作者的合作创作,使更多人看到中国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联系和逻辑关系,理解孕育我当代主流文化导向的多元文化环境、历史渊源、思想基础、民众基础,以及我文化保护、文化服务、和谐共处、创意经济等文化政策的诚意、决心和普世价值。为此,就需要进一步落实“以人为本”的文艺政策,积极保护文艺创作者合法权益,明确文艺创作者法律义务与责任,在法律框架内创造宽松愉悦的文艺创作氛围,鼓励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外优秀文化在社会主义和谐价值观的指导下积极合作、探索、互通、共融,为人类文明宝库贡献出更多的成果,更多的力量。

在此,需要甄别一些文化宣传领域人们在认识和实践上容易产生的误区。传播社会主义文化,不等于喊口号、表忠心,不等于僵化教条地宣讲共产党的各种优点和成就,不等于说服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做出夸奖表扬的姿态,而是要深入挖掘和展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高尚精神和开放观念,并在这个精神体系内包容和消化一切符合人类文明进步方向的思想流派,使之和谐共存,为我所用。共产主义思想和文化不是一个阶段性、偶然性、封闭性、排他性的外来植入的文化思想体系,而是中华民族一贯以来“人道、平等、公正、互助”核心价值观思想在新时代的丰富改造和全新表述,是与中国传统最优秀的文化内涵一脉相承的,也是与人类社会追求文明、进步、民主、法治的主流完全一致的。社会主义文化更不是排斥其他一切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文化,而应该代表胸襟博大的人类正义理想。对于这一理想的文化宣传,绝不应该拘泥于一种形式、一种目标、一种口吻,而应该科学面对、积极创造、形成全新的传播思路、内容、体系和路径,做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发挥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创造力与亲和力,达到争取最大范围民众认同的最终目的。

在本文思考的结尾部分,笔者还联想到了当前比较热点的一些社会矛盾所引发的争论,例如如何稳妥推进党政分开、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公信力等。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成为了目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也是群众路线工作的最核心挑战。在笔者看来,只要党的理念、思想、政策与方针能够做到诚实开放、虚心进取,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优秀、最正义的思想结晶和人才团队,应该始终坚持保持社会主义原则,将培养管理自身队伍、完善党的内部管理机制、明确党的工作目标和规范为核心任务,认真树立党的正面形象,推动国家科学治理,指导监督政府执政、维护祖国安定团结、保障人民合法权益、传播优秀文化价值。对内,保障人民根本需求与公益服务、积极推进民主法治、保障公民人权尊严、坚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弘扬社会主义优秀思想体系、捍卫民族团结、宗教、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对外,高扬世界和平旗帜、助力人类进步事业。中国共产党的核心责任,应当是保证中国国家执政机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性质不能变,监督国家经济金融政策运行过程中国家与公民利益不受侵害,在推动制度改革、下放职权让政府、企业、民众开展自主的、积极的经济建设、文化创造、民主管理、国际交流时,通过道德培养、纪律教育、文化传播、法治规范、舆论监督等基本手段,最大限度减少落后、腐朽、反动、非法因素对我人民和国家利益的根本性侵害,如坚决打击权贵贪腐、黑社会与恐怖势力、反对践踏民主法治、侵害民众权益等行为,认真推动军事外交建设、民生公益建设、法治民主建设、思想理论建设等工作,在政治组织、人才培养、社会管理、文化政策等领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纪律自觉性、开拓性、前瞻性,积极工作,努力进取,努力在人类社会管理模式创新建设上开拓出一条康庄大道,从而实现对我国家根本性质和人民权益的捍卫和领导管理工作。经济管理会有失误、行政管理会有漏洞,会受到各种利益群体的责难和质问,但道德引导、民生保障、安全法治、文化发展是不会出问题的,是一定会代表人民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核心方向的,是一定会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乃至世界民众的共识和支持的,因此这些工作才应该取代具体行政和经济工作,成为共产党新时期对国家实现领导的核心工作。如果这些改革能获得成功,一定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提供制度保障和文明保障,成为新时代里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发展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

当今中国,随着开放、尊重、共识与建设性的态度越来越成为建设公民社会所必须的态度,关于党和国家的未来,也应当成为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思考内容之一。希望这篇不成熟的文字,能引发更多对中国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的同仁们的切磋讨论,使更多人在推动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繁荣发展、祖国进步昌盛的共同道路上,分享思想,凝聚共识,知行合一,开拓探索,贡献我们各自应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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