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郝志东: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上)

作者  郝志东

[编者的话]因普选引发的香港“占中”运动在政府临时叫停对话后重启,香港市民和学生、香港政府、中国政府之间目前仍在僵持状态。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郝志东认为,中央和香港之间存在妥协解决问题的空间,但无论结果如何,对香港政改的核心问题诸如爱国爱港、真普选、主权与治权、外部势力干扰等各方的认识误区仍值得深深反思。本文为《观察香港问题的十个认识误区》的上篇。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特首普选办法的决定,引发了9月22日开始的学潮,占中运动也提前举行。近20天来,运动经历了催泪弹、胡椒粉、日晒雨淋的洗礼,以及民主派阵营(学联、学民思潮、占中运动、泛民派议员)从单打独斗到有限联合的过程。(下文将各个民主派阵营所发动或者支持的运动统称为占领运动。)政府方面也吸收了之前的教训,调整了自己的策略,非万不得已不使用武力。政府和学生本周本来准备对话,但是占领运动却坚持如果人大不撤回自己的决定,则占领运动不会停止。于是政府将对话即刻叫停。

双方不谈、不打,占领运动不撤,形势又重回胶着状态,谁都不知道下面会如何发展,前途渺茫。

但无论结果如何,这次围绕香港普选与占领运动的一些讨论却是非常有益的,但是有一些误区需要澄清。本文将讨论围绕香港普选与占领运动的十个认识误区,包括选举民主是否是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民间与政府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是否有共识、香港和中央冲突的性质是什么、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吗、主权和治权可以分离吗、外部势力干扰是问题吗,到底什么叫真普选、爱国爱港的定义是什么、民主派是共产党的敌人吗、占领运动的出路在哪里等。

 

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的基石:福山的政治秩序三要素

 

内地不少人认为民主制度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确,各国的民主制度设计是百花齐放的。但是,尽管民主制度的设计可以不同,民主的原则却是普适的,民主的价值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世界上多数政党与个人都赞成的。不过,并不是只要沾上一点民主的边,比如“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制度。民主制度第一有定义,第二,不是说一旦建立就万事大吉。

以“历史的终结”之观点著名的美国学者福山,最近出版了一本新书,题为《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他仍然认为自由民主制度优于其他任何制度,是现代化的首选,是世界潮流。其“历史的终结”的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不过,他并不认为民主制度一旦建立,便万事大吉。相反,自由民主制度永远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建立有待于政治秩序三要素的平衡,即政治上的问责制、强大而有效的国家行政体制,以及法治。其中政治问责制是指自由与公平的、有多党参与的、选举国家和地区领导人的机制,这也是民主制度的定义。正如邓聿文指出的,只有协商民主而没有选举民主的制度,不是真民主。这个机制,第一要建立,第二要不断完善。只有更好,没有最好。

对香港来说,其行政体制其实还是蛮有效的,法治也颇受人称赞。但是政治问责制却差强人意:特首由1200人、四个界别(工商金融、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宗教、政治,各三百人)所组成的选举委员会所选出,而非普选产生。这是香港的软肋。而中国大陆的政治体制,在这三个方面都是软肋。所以中共十八大才提出来要全面深化改革。

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自由民主制度,没有公民社会、新闻自由,便没有社会稳定与社会秩序,这是被大中华地区的现当代历史所一再证明了的。不用福山告诉我们,我们也应该领悟的。

 

民间和政府在中国政改问题上有无共识?

 

中共十八大将政治体制改革列为要务之一,而海内外民间要求政改的民主运动几十年来,尽管困难重重,并没有偃旗息鼓,反而仍然在茁壮成长。香港的民主运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所以说,民间和政府在政治改革这个问题上是有共识的。并不是像很多人想当然认为的那样,中央不想政改。但是,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政府和民间的确没有共识。甚至可能中央内部都没有共识。

以香港为例,为了国家安全起见,中央认为首先要保证只有“爱国爱港”的人士才可以入闸竞选香港特首,这就要求特首候选人提名委员会的构成和现在的特首选举委员会相同,即主要由建制派的人士所构成,而且只有半数以上的选举委员会成员同意的候选人才能参加竞选。然后再由香港全体选民普选产生特首。

而民主派的人士却认为这样产生的特首并不具有认受性,因为选举委员会本身并不是都由普选产生,所以他们的对候选人的筛选,也不可能是公平的筛选。所以他们要求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且门栏要低。所以在民主的方法上,中央和民间是没有共识的。

 

香港和中央冲突的性质是什么?

 

程翔、齐鹏飞、丁学良等人指出香港问题的实质是争夺管治权的问题。以前人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是中央只管外交和国防,香港特区政府管其他。但是白皮书说中央政府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包括对政治发展的主导权。换句话说,中央政府不光对香港拥有主权,还拥有治权。但是香港民主派认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含义是人们对一国两制的一般理解。即中央只有主权,由驻军、国旗、任命特首来代表的主权,而治权则在香港政府手里。但是白皮书却说中央对香港有全面管治权。

关于管制权的问题我们后面会再讨论。不过,管治权背后的问题是国家结构以及人民主权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吗?

 

关于国家结构,通常有所谓的单一制、联邦制、邦联制等等。中国被认为是单一制,美国是联邦制,而欧盟则可以说是邦联制。在单一制中,中央政府有绝对的权威,政治统一、军事统一、经济统一、货币统一,地方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选拔并任命。在联邦制中,中央管国防与外交、联邦税务、联邦法律等涉及全国性的事务,地方政府负责其余的地方事务,各邦在遵守联邦法律的同时也可制定自己的法律,选举自己的行政长官,联邦政府不能干涉。而邦联则由不同国家和政治实体所构成,有一些共同的法律,但是其成员可以随时退出联邦。当然这些都是理想型分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结构的做法是相互交叉的。比如欧盟作为邦联却有统一的货币,而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却使用不同的货币,如人民币、港币、澳门币等等。

那么中国到底是否一个很多人都认为的单一制的国家呢?这一点其实是可以商榷的。如前所述,一国两制本意是中央负责外交和国防,其他事务由地方自治。这是一个联邦的模式,不是单一制的模式。但是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之间有海关,各自都有自己的货币,这又是一个邦联的模式。港澳自己选出的行政长官需要得到中央政府的任命,又是单一制的模式。所以说,中国的国家结构其实是一个联邦、邦联与单一制的混合模式。但是中国内地的政治模式的确是单一制,即使是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尽管名义上是自治,实际上却是中央集权的。所以说,中国大的国家结构,尤其是将港澳包括在内的时候,实际是联邦、邦联和单一制的混合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不是单一制国家,除非你说港澳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那么,在这样一个体制中,管治权应该在谁手里呢?这里涉及到福山所讲的政治秩序三要素的平衡问题,民主制度的定义问题。这也涉及到主权和治权能否分离的问题。

 

主权与治权可以分离吗?

 

不少人认为香港的主权在中央,治权在香港。现在中央要将治权拿回去,所以引发了香港的公民抗争。这个主权和治权的分离本身就是一个误区:主权和治权其实是统一的。

主权的含义,对内来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控制自己的人民、边疆,制订其发展政策与策略,决定汇率、税率等等政策的权力。对外来讲,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加国际组织、建立外交关系、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缔结各种条约的权力。

从这个定义来看,港澳地区的主权实际上是由中央和地方分享的。外交与国防的权力无疑是在中央手里,但是港澳地区各自发展的策略、制订汇率和税率、控制自己的边疆(别忘了进出港澳都要通过海关的)、发行自己的货币、参与部分国际组织、缔结部分国际条约的权力实际上是在港澳地区自己手里,且不向中央政府交税。

而且从主权在民的观念看来,中央的权力其实也是在人民手中的。在理想的状态下,中央政府的领导人由人民选出,代表人民行使外交与国防等等权力,自然是主权在民。所以,本来并没有什么主权和治权分离的问题。所有的权力都在人民手里。这也是习近平所讲“权为民所赋”的道理。既然主权在民,那么让所有的港人都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主权和治权自然也无法分离。所谓的分离实际是一种假象。

所以,港人、澳人以及内地的大陆人自然除了要普选自己地区的领导人之外,还有权力选举人大代表、政协代表,乃至国家主席等等,以体现主权在民的原则,体现主权和治权合一的原则。

但是,主权也不是绝对的。除了中央和地方相互影响、分享主权之外,在思想观念与人员大流动的时代,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不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于是,自己的主权就不可能不受到他人的“干涉”。中国人在制订国策时可以不考虑其他国家的感受吗?除非你不和别人打交道,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这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所谓外部势力干涉的问题。

澳门大学社会学教授 郝志东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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