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具有异于禽兽的“人性”。人之异于禽兽的“人性”,它体现在上孔子所说的:“仁者,人也……”“仁爱”是人所具有的本质。孔子的《论语》中讨论“人性”的地方不多,但他所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性与天道”问题,“人性”之实现即为“人道”,“人道”体现“天道”,这个问题太大,所以他和他的学生很少讨论,但它实为中国哲学之根本问题。另有“性相近,习相远”一说,此说确立了人之为人者其性大体相同,开创了“人性”之共同性、普遍性之先河。自孔子以后到孟子时代,儒家讨论“人性”的问题多起来,至少有五派(据王充《论衡》),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就把“人性”规定为“性本善”。所以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禽兽之不同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那点上,“恻隐之心”的发挥(实现) 就是“善”。据此,儒家展开了他们的“以人为本”的“道德伦理”“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社会伦理”“天人伦理”等诸多方面关于“人”的学说。


    在寓居海外的华裔汉学家中,余英时是独一无二的。他幼年时在故乡安徽省潜山县居住,在一个彼时几乎与现代文明隔绝的环境中,零距离地体验了中国传统社会。1945 年日本战败,余英时离开故乡,却又亲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激烈的沧海桑田,先东北,后北平,再香港,辗转颠沛,最终定于美国。他的知识体系也同样斑驳。幼 时接受过传统的私塾教育,年少时还曾在古文重镇桐城客居,在香港时则更有机会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姑且不说其治学专业,仅从诗文应和中,人们也能体会到他深 厚的国学根底。青年时代负笈哈佛,他更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学术训练,并在西方学术体系下获得煌煌成就。“中西兼备”实不为过。

客居海外几十年的余先生乡音浓浓,自1978年短暂访问大陆之后就再也没有踏上故土。但他却对我说他没有乡愁,“都安排好了,你能看到什么?”但这显然并不是全部,当我问他为何屡屡对大陆当下时局激烈批判时,他将之归为“对故国不能忘情的表现”。

余先生对中国文化用功极专,而从其著作言谈中能体会到他用情更深,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业师钱穆先生是相通的,譬如他曾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降的文化激进主义。再如虽然他对中国文化的当下处境担忧不满,但他表示长远来看自己是乐观的:“文明寄托于人的身上,中国这么大,怎么可能消失?”

年过八十,余先生仍笔耕不辍。新书《论天人之际》今年一月由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先生谦言年纪大了,不再写“严肃的书”,但本书回溯千年,力图从本源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立意宏远,而梳理谨细。


    【摘要】

中国在世界史上有着史无前例的地理、人口规模和多样性,同时也初步完成了向国民国家的转型。因此,全球对中国的历史独立性及连续性表现出了极大关心,“帝国”便成了说明中国的重要概念。帝国的特点是宽容与膨胀。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内外提出的将中国视为帝国的话语:朝贡体制论、文明国家论、天下观。笔者认为这些“作为帝国的中国”话语的共同点是,无法用西方的国民国家等概念来说明中国的历史经验与未来。另一个共同点是,虽然都强调与过去遗产的连续性,但并不一定与历史实际相符。这些话语的核心是重思中国,重构中国,因此,可以说是“作为计划的帝国”。为了既充分发挥帝国话语的优势,又能克服其不足,笔者特别强调了“周边视角”,将朝鲜半岛在追求统一的过程中提出的“复合国家论”与帝国话语进行了比较。

【关键词】

帝国 朝贡体制 文明国家 天下主义 复合国家


    内容摘要:

中国目前难以达成基本共识的社会纷争,事实上是意识形态“冷战”移师中国的产物。左右两种观念对峙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缺少一套除官方意识形态之外的内化于人的血液的、上下都能接受的观念体系,而这一观念的缺失则是因为国家未能组织起致力于“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达”的基础理论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导致中国没有思想和话语权。国家花巨资所资助的社会科学策论性研究,大多数是以西方的话语和方法为基础的,结果是变相地彰显了他人的话语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二战后美国振兴社会科学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

关键词:

社会纷争、基本共识、观念、学术共同体、话语权、社会科学


一、民族主义思潮的发生学

 

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早已存在了数千年,但民族主义却只是近代(尤其是近两三百年)以来在西方形成的思想理论。何谓民族认同?初步来看,民族认同首先是一种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情感源于一定的民族文化。按照对民族的一般定义,构成一个民族的基本要素是种族、地域、人口等,因此基于这样一个基本的民族共同体中的情感维系和文化认同,可以说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这种民族认同自各个民族形成之日起就存在着,往往是心理的、情感的、文化的、宗教的、血缘的,等等。不过,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意义上的民族认同还不是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意味着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与近现代四百多年世界历史演进的大趋势有着表里关系。


    摘要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相互衔接、演进的三个阶段,前一次革命为后一次革命“预留”了空间,后一次革命在前一次革命的基础上推进。正是这三次革命的相互关联、递进,共同构建了“中国革命”这一历史事件。20世纪中国革命具有“高山滚石”效应,革命一旦启动,越滚越急,越滚越猛,前一次的成功,会激励后一次的继续;前一次未能实现的目标,后一次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去实现,革命的诉求指数不断提升。20世纪中国革命显示,弱势的革命党难以完成革命建国的重任;强势的革命党可以实现革命建国,又难以完成革命之后的政治转型。革命成功后,强势政党往往不愿让其他政党分享治权。强势革命的最大难题,不是革命如何发动,而是革命如何结束。发动革命需要激情,结束革命更需要理智。革命成功后,政治必须转入常轨,回归常态,尽快“去革命化”,建立常规制度。

关键词 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中国革命;政治转型


   理想的确很丰满。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尘埃落定,虽然正式的城镇化规划尚未出炉,不过已基本定调。本次会议,亮点众多,特别是将“记得住乡愁”作为任务之一,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在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上,城镇化战略的最终期望,恐怕与中国现实存在巨大差别。

就城镇化对于中国经济的意义而言,主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而最大的变数,则被寄托在进城农民身上,已经进城的农民,其消费需求,将是巨大的内需,据测算光公共服务的投资就可达数十万亿,同时,还有一种期待,就是没有进城的农民,国家层面的预期,是每年能够有1000万农民进城,既振兴内需,亦充实城市劳动力。

不过,后者,恐怕要失望,未来中国将无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转移到城市,如从就业而非户籍衡量,中国的城镇化其实已接近尾声,而非序幕。


    摘要: 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稳定问题,这已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应当辩证地看待印度式民主和东亚国家的权威政治,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实质上看并不是矛盾命题。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是更高层次社会稳定的必然要求。中国语境下的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进程不仅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影响社会稳定的内在负面影响,而且还将面临着体制转型摩擦影响社会稳定的外在负面影响,包括中央权威问题、民族问题、台湾问题、领土纷争等。这恰是中国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路径设计的国情考量所在。我国应当消除所谓“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的伪命题干扰。政治制度化水平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现状决定了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结合现实国情,吸取原苏联东欧等国家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合理设计民主政治及其现代化的改革路径,实现社会平稳转型。

关键词: 国情;经济发展;民主政治;社会转型;社会稳定


引言

 

纪霖宗兄设坛,嘱咐我来做第一讲,我很珍惜这个机会。但所涉论题宏大,一时感到无从下手,更兼想到届时必将面对高手,因而准备讲稿之际左思右想,踌躇之下,惶惶然有些茶饭不思。半月来一直在想这件事,深感以此论题,铺展"革命"、"立宪"和"国家理性",而以托克维尔及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切入点,实在是非常具有眼光的选题。有此绸缪,因应之下,便想从远距离、长时段、大历史的角度,紧紧围绕着晚近300年来中国和世界的大致宏观走势来谈,可能较为恰切。同时,不限于此一人一书,毋宁,从此人此书,引申开来,在"现代"和"现代秩序"的诞生这一大背景大变局下,省思"革命、立宪与国家理性",而藉此更作深广阐发。其空虚不免,而大视野庶几自慰也。

置此整体构想,围绕核心命题,大致讲下列五个问题。一是革命,阿伦特意义上的革命,而非一般俗常的骚乱、暴动、造反或者"改朝换代";二是在此情形下,递次嬗变,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复杂纠联,凡此三因素的连环互动,映照并坐实着革命、立宪和国家理性的历史脉动,构成了晚近现代秩序的核心变量;三是顺流而下,由此演绎出的古典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型;四是基此流变,骎骎乎而来的现代秩序与双元革命的问题;第五,我想最后谈一下所谓的"文学政治"或者"文人政治"这一"托克维尔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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