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6月20日,由台湾润泰集团总裁尹衍梁捐资设立的唐奖第一届汉学奖颁发给余英时教授,颁奖词为:在超过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余先生深入探究中国历史、思想、政治与文化,以现代知识人的身份从事中国思想传统的诠释工作,阐发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论述宏阔、见解深刻,学界久尊为海内外治中国思想、文化史之泰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传统学者治史之宗旨,余先生以其研究撰述与人生实践,对此语做了最佳的现代诠释。唐奖设永续发展、生技医药、汉学、法治等四项奖项。各奖项奖金五千万元新台币(一千两百五十万元人民币),超越诺贝尔奖为全球目前奖金最高的学术奖项。


    【内容提要】在现代政治之中,究竟谁能代表公意?是议会民主制之下通过投票选出的代议士,还是行政威权之下代表民族整体意志的主权者,还是在民粹革命之中通过直接民主,由人民直接在场,呈现公意?在20世纪的世界政治格局之中,这是英美、德国和苏俄三种不同道路的区别。而在1912年~1927年短短的15年间,民国的政治便浓缩走过了从英美的议会民主制到德国式的行政威权制再到仿效苏俄的党国体制道路。其间制度转换之快、动荡之激烈,世所罕见。而制度表层的剧烈变革的背后,正是公意的实现与代表性危机所致。

【关键词】公意 代议民主制 行政威权制 党国代表制 魏玛共和


一   引 言

 

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一向弥漫着一层反智的气氛;我们如果用“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这句成语来形容它,真是再恰当不过了。但是首先我们要说明什么叫做“反智”。

“反智论”是译自英文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以译做“反智识主义”。“反智论”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的各方面都有痕迹可寻,并不限于政治的领域。中国虽然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反智”的现象则一直是存在的。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中国自然不是例外。研究这一现象的学者都感到不易给“反智论”下一个清晰的定义,不过一般地说,“反智论”可以分为两个互相关涉的部分:一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抱着这种态度的人我们可以叫他做“反智性论者”(anti-intellectualist)。但是在西方,“反智性论者”和“反理性论者”(anti-rationalist)一方面颇相牵缠,而另一方面又有分别。神学史和哲学史上颇不乏反理性(reason)之士,此在西方即所谓徒恃理性不足以认识“上帝”或“真理”;而在佛家,即所谓恃分别智不能证真如。所以一般地说,反理性论者只是对“理性”的使用际限有所保留,并非完全抛弃“理性”。“智性”在通常的用法中则含义较“理性”为广,并可以包括“理性”;反理性论者之不必然为反智性论者,其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这两者之间容易牵混不分,则是因为反智论者往往援引反理性者的思想学说以自重。例如尼采、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诸人的反理性论,便常成为政治和社会上反智运动的思想武器。

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我们称他们作“反知识分子”(anti-intellectuals)。必须指出,“反知识分子”和“反智性论者”之间的区别主要只存在于概念上,而在实践中这两者则有时难以分辨。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区别,是因为社会上一般“反知识分子”常常以知识分子为攻击的对象,而不必然要直接触及“智性”的本身,虽则对知识分子的攻击多少也含蕴着对“智性”的否定。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尽量用“反智论者”一词来兼指“反智性论者”和“反知识分子”两者,非十分必要时不再进一步加以区别,以免引起理解上的混乱。


(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

 

谨以此文纪念历史学家高华诞辰60周年。高华,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生于1954年5月12日,逝于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

1991年8月19日,对于南京大学讲师高华来说,似乎是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周一,农历七月初十。多日暴雨之后,南京晴到多云,最高温度31度。在上海路148号丁楼,一栋建于1950年代的红砖房子里,高华打开收音机,听到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

苏联政变了。


    我今天讲的问题是“反思经济学”。也就是说,我要对教科书当中的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提出一些批评。我们知道对于经济学的批评并不新鲜。过去的一个批评是,认为主流经济学美化了市场,因为为了证明市场的有效性,主流经济学家做了很多假设,而这些假设都不现实,不成立。我的批评则刚好相反,我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美化了市场,而是丑化了市场。市场的有效运行根本不需要经济学的那些假设。用了这些假设,人们就会用假设的现实性评价市场,这就败坏了市场的名声。

打个比方,有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子,一个画家给她画画,这个画家是凭着自己的想象画,画出来的像一只漂亮的猴子,但说这就是那个女子。人们就开始针对这幅画像纷纷议论。有一些人认为,尽管不完全像,但大体上是对的,毕竟鼻子在眼睛下面,嘴巴在鼻子下面。然后,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不断为这幅画像辩解,同时不断修改这幅画,以使其更接近女子的真实相貌。这是谁做的事情?就是芝加哥学派做的,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人,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

另一些人做的则完全相反。他们根本不知道女子长成什么模样,只是根据画像就说这个女子长得太丑了,于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整容方案,根据这些方案对女子进行整容手术,结果越整越丑,然后又不断提出新的整容方案。这就是市场干预学派(包括凯恩斯主义学派)做的事情。他们认为,市场并不满足经济学的假设,所以市场不可能像经济学证明的那么有效,所以政府必须干预。

我现在提出另外一种思路:既然这幅画很不像,我们能不能画一幅新的画呢?这就是经济学范式的转变。


    〔摘要〕宪政原则起源于道德原则。后者有两个起源,一是形而下起源,一是形而上起源。形而下起源就是经验的起源;形而上起源则是宗教的或类宗教的文化传统起源。形而下起源为宪政主义提供了坚实的功利基础,而形而上起源则为宪政主义提供超越性和神圣性,使现实中的凡人敬畏宪政原则。西方宪政主义在形而上层面受益于基督教的资源,而中国的儒家传统,尤其是有关天道的学说,则是中国宪政主义的形而上源泉。现代社会,尤其在中国,人们往往关注宪政主义的世俗层面,而忽略甚至否定宪政主义的形而上起源,这不仅是对宪政主义的错误理解,而且也是导致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宪政主义;形而上;基督教;儒家


    本文的用意和思路,是在百年中国语境下,遵循历史主义理路,以1911年以来的历次制宪活动为基本素材,而以1947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和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文本,第次展开对于宪法之为一种政治立法的主权蕴含的解说。鉴于立宪本身旨在立国,而立国的指向与志向之一就在于依靠国家来重组社会,从而,形成中国民族的政制和政治,以缔造“现代中国”及其文明秩序,并且,必以社会的政治组织化存在预为条件和支撑,因而,牵扯到中国社会的政治发育与公民社会诸题,而社会的转型和提澌多赖自然演生秩序,故而求索立宪的政治意义,特别是它的主权内涵,不可遗漏其“政治社会”背景,遂有主要立基于公民社会这一视角的考量。 毕竟,宪法和宪政非他,政治自由的大宪章也,而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福山的观察,“赢得政治自由,不是国家权力受到遏制时,而是强大国家遇上同时强大社会的制衡之时。”

立基于此,笔者提出下述六点看法,粗线条,大框架,围绕立宪的主权言说及其所关涉的政治社会因素,于政治社会学和法学历史主义的理路中,试做一解。


    【韦森按】 这是我于1995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读经济学博士期间翻译的一篇当代最重要的福音派神学家之一Karl F. H. Henry一篇关于基督教的私有财产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以说代表了当代正统神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对于学界了解西方近代思想史以及西方文化的源流,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这篇译文曾被香港浸信出版社印成单册小册子出版。现在谨把它重新发表出来,供对这个问题感兴的朋友参考。这篇文章翻译出版前,曾蒙笔者一位十分敬重的友人和长者、原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戴绍曾(James H. Taylor)牧师与韩客儿教授本人联系,授予了翻译为中文的许可。不久前才从网上知道,戴绍增先生这位生于中国河南开封、曾在抗战中被日军关进山东的集中营、一家几代奉献给中国的慈善、教育、医疗、赈灾等等事业的福音派牧师,曾在2007年被四川省昭觉县政府颁予“荣誉市民”,并于2009年3月20日逝世。这里重新在网上发表这篇译文,也像一束白花,献给戴绍增牧师这位一生“处事低调、不求名利、默默地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默默给中国”的神学家,以表示自己的一点追思和悼念。

——韦森于2014年4月清明前谨识于沪上


    自由主义所提供的一套权利观念在当今中国已深入人心,虽然并没有完全被建制化,其丰富、复杂的学理也未必有多少人了解。不过,近十年来围绕着自由主义的争论和责难也不绝如缕,其中一个最流行的批评,乃是认为自由主义在道德上提倡价值中立、文化多元,导致了当代世界的价值虚无主义和道德危机。不少自由主义者对此已经作了有力的回应,证明自由主义并非价值中立和道德虚无,其基本学说建立在自由、平等、公正这些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基础之上,它们构成了当代社会道德的正当观念,当代社会的虚无主义和道德危机要由自由主义来承当是缺乏依据的。然而,这类批评是否蕴含着另一种值得反思的合理性:自由主义虽然塑造了当代世界普遍化的政治秩序,却无力重建人们的心灵秩序,因而形成了自由主义自身的盲点,不得不由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家这些轴心文明来补充?或者说,当代的政治自由主义因为建立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之上,本身没有一个整全性的哲学基础,自由主义需要各种轴心文明作为自己的文明基础呢?


    中国学术界早已经接纳了源自西方的民主话语,不过,细致观察后,我们会发现学术界对民主的深入研究非常缺乏,远没有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民主观念与理论。大体说来,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者对西方民主理论的重述,完成了民主知识的传播与启蒙。近年开始进入对西方民主理论进行理性反思的阶段,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共产主义政权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不通过推翻现存国家政体而把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实现民主政体的案例”,[1]西方已有的民主理论并不能为中国可能实现平稳政治民主化道路提供具有说服性与预测性的解释。所以,具有前瞻眼光的学者试图在反思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民主理论,以期为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转型提供某些观念路线图。不过,实质性的反思与重建的理论过程刚刚开始,概括地看来,国内学术界对民主理论的反思与重建集中在以下几个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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