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摘要〕世界近代文明史或许可以从“民主”的角度而重新书写,但是这个角度的世界史必然是一部充满冲突的历史。近代民主的“元形式”即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及其关系、以及作为民主形式变种的民族主义民主、伊斯兰主义民主和民粹主义民主与元形式民主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部冲突性的世界政治图景,影响着世界秩序的走向。世界政治告诉我们,“文明的冲突”因民主化和民主而变得更加可能和现实,民主是从文明认同差异到文明冲突之间的中介机制。鉴于此,民主的内容、民主的内在属性以及其在各国政体中的真正位置,都需要重新审视。在价值上是公共善的民主,在制度意义上它只不过是国家建设诸多方面的一个讲究“时间性”的方面,不能在“元叙事”上谈论民主———民主是一切善恶的根源。

〔关键词〕民主;文明的冲突;世界政治;国家建设


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

南方周末:上次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你谈到要从中学教育退出。现在也有人在体制外做各种教育实验,有跟社会结合很紧密的职业教育,还有从国外引进的各种教育理念。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进入12年的基础教育体系,想让孩子接受另一种教育,这能走通吗?


一本长达600页的政治学著作以一个悬念结束,这并不多见。但弗朗西斯•福山3年前出版的关于政治社会运作机理的两卷本恢弘巨著的上卷,留下了一个没有解答的大问题。该书引领我们遍历了从史前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后、现代民主黎明时期的政治秩序。福山至今最为人所知的仍然是他在1989年的宣言,他宣称自由民主制的诞生代表历史的终结:当时的确没有比民主更好的方案了。但在这本上卷本中,他暗示自由民主政体并不能幸免于影响了其他所有类型政治社会的停滞和衰落模式。自由民主政体或许也必须被某种更好的制度取代。那么,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我们目前的政治安排到底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还是问题的一部分?


 

【编者按】从世界银行卸任之后,经济学家林毅夫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引发诸多讨论以及争议,可参见FT中文网此前专题。作为第一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在本文中从个人经历以及经济实践谈起,阐释他如何构建新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转型过程中的成绩与问题,强调自己多年来研究思路一以贯之。他认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从发展中国家有什么、能做好什么为切入点,发现发展中国家处处是机会。 本文为其新著《新结构经济学(增订版)》序言,FT中文网获得授权首发。


 

完成农村产权改革的艰巨任务,必须破除关于产权的意识形态的规定性,用技术性思维理解产权改革的意义。国民共同共有产权、社区共同共有产权、按份共有产权以及私人产权,各自适用于不同经济属性资产配置要求,如果错乱配置必导致效率、平等与稳定的同时缺失。中国传统集体经济制度的主要弊端,便是用唯一的社区共同共有产权形式配伍复杂的农村社会经济活动,将农民的社区成员权与经济组织成员权搅和在一起,引起一系列基本社会经济关系的扭曲。农村产权改革的基本方略,是依据产权配置的技术性要求,在农业经济的竞争性领域以农民可退出的合作经济组织替代现行集体经济组织,形成可交易的成员权;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以普惠性的社区共有产权替代以户籍为取舍标准的歧视性共有产权,形成平等的居民权。改革的突破口是土地承包权或集体股权的明晰化、土地要素的市场化以及政府对土地规划及用途管理的科学化。

关键词 土地制度 产权改革 集体经济


中国传统上一直是一个陆地国家,尽管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海洋地缘政治从来就不是政府要考虑的事情。原因也不难理解,那就是中国从来就没有计划要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只有一个国家要成为海洋国家的时候,海洋地缘政治才会变得重要起来。而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只是近来的事情。尽管中国不可避免也必须成为海洋国家,但从海洋国家的历史看,这会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在目前这个阶段,有两个相关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重要。第一,中国要成为海洋国家,首先必须培养海洋意识。海洋国家首先是一种海洋文化和海洋意识。中国数千年里是陆地国家,具有浓厚的陆地意识和陆地文化,要培养一种海洋意识和海洋文化需要艰苦的努力。第二,这种新的海洋意识和文化的需要并不是说陆地意识和文化就不需要了。中国需要认识到,尽管海洋变得重要起来,中国的陆地也仍然重要。中国所需要的是一种平衡,一种海洋地缘和陆地地缘之间的平衡,一种海洋意识和陆地意识之间的平衡。如果中国继续传统,仅仅强调陆地,或者放弃陆地专注于海洋,中国的生存和发展都难以得到持续。


 

【内容提要】台湾新闻自由实践在其政党角力中扮演着工具角色。换言之,新闻自由从来就不是政党角力的目的,只是权力斗争的工具。多党纷争时期,在野党高举“新闻自由”旗帜,与国民党争夺媒体资源。政党轮替后,对峙的国民两党都是表面附和“新闻自由”,实际上却采用隐性、间接的方式操控媒体。政党竞争带来了广电媒体的解禁、新闻自由法律法规的修正、新闻自由观念的成熟等正面效应。但政党对媒体的变相操控却让新闻自由异化,“只问政党,不问事实”的蓝绿媒体难以承担“第四权”责任。

【关 键 词】“解严”/国民党/民进党/新闻自由


(经济观察网)现代中国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转型,但国门先于日本十几年被打开的中国,转型却大大落后于日本。甲午惨败于一向为中国所不屑的日本,促使一些先进之士猛醒,反思其中原因,提出要向日本学习,当然包括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政治制度。

然而,在君主立宪政治制度之下有一整套现代契约论国家观念,主张君主立宪,不能不触及、了解、研究新的国家观念。甲午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促使了中国国家观念的转换。


美国林业局的成立是美国在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建设国家的绝好例证。当时,人们的想法是管理公共土地、负责部门人员安排的应该是林业领域的专业人士而非政客。这个想法是革命性的。然而今天,许多人认为林业局是一个发挥不了功能的官僚机构,用不恰当的工具去完成一个过时的使命。它已经失去了很多自主权。它的工作受到来自国会和法院多个相互矛盾的命令的制约,耗费了纳税人大量的金钱。如果说林业局的成立是现代美国国家发展的例证,那么它的衰落则体现了国家的衰败。


 

文革“大民主”

“大民主”一词,据李慎之先生的叙述,最早是由他与王飞在1956年秋提出来的。1956年爆发“波匈事件”。毛泽东派其秘书林克到新华社国际部征求意见。在这次征求意见的会上,李慎之、王飞认为“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进而,李慎之就提出:“我们应当实行大民主。”按当时李慎之的观念,这个“大民主”是与“小民主”相对应的,“大民主”是指“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小民主”是指个人为争取自己的利益向组织部门、领导反映情况,诉苦或争吵的现象。李慎之对这种小民主非常厌恶,认为当时“中国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据李慎之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对“大民主”是持反对态度的,毛泽东认为大民主就是要上街,是对付敌人的办法,中国共产党应该实行的是小民主,小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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