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对话钱理群先生

作者 

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

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

南方周末:上次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你谈到要从中学教育退出。现在也有人在体制外做各种教育实验,有跟社会结合很紧密的职业教育,还有从国外引进的各种教育理念。有些家长不愿让孩子进入12年的基础教育体系,想让孩子接受另一种教育,这能走通吗?


钱理群:我提出退出中学教育,是因为认识到整个中国教育病症已不是观念、方法问题,而是利益问题:中国教育已经形成了巨大利益链。组织教育改革的人就是在应试教育中获利的人,这就是应试教育越反越红火的原因所在。现在中国的整个改革都进入了深水区,教育改革尤其如此,不彻底斩断围绕应试教育建立起来的利益链条,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毫无希望。这不是单纯的教育内部改革所能解决的,这就是我所说的要“在教育之外谈教育”的意思。你所说的在体制外的教育试验就是在寻找另一种可能性。

在体制外做教育试验中,我注意到出现了一批有社会责任感、有人文关怀的民营企业家,他们正在以不同方式参与教育。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能会打通另一条路。但可以到这类学校读书的人有限,绝大部分还得在国家教育体系中。在体制外开辟新的教育,不太可能形成主流。

问题是,体制内怎么办?这也是许多教师向我提出的问题:我本来就不在中小学教育界,而且已经退休,当然可以“退出”;但现在处于教育第一线的老师却是退不出的,他们还要吃教育这碗饭,又不甘心混饭吃,应该作如何选择?我和许多老师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后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具体到中小学教育领域,所谓“好人”,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教师”。真正的教师有两个特点,一是他们自己爱读书,爱学习,有上进心;二是他们心存教育良知,爱学生,关心学生的生命成长。这样的教师,在教育第一线是不乏其人的,我的估计是比例小而绝对量不小,但能量、影响都很大。可能一所学校就这几个人,但非常优秀,有威望。问题是他们应该“联合”起来,不然就会被湮没了。我接触到许多年轻教师,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是有许多理想与抱负的;但在现实不断遭遇挫折,看不到希望,日子久了,就被磨平,随波逐流,甚至也成利益链条里的一个环节了,但他们中有些人又不甘心于此,心里是很苦的。要防止堕落,就需要联合起来,摆脱孤独,相濡以沫,形成力量。联合起来做什么“好事”?这就是我和一些老师提倡的,推动“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具体地说,就是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教育存在开始,尽力按照(或部分地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与理念去进行教学,从改变自己的课堂做起。

南方周末:在课堂内发展区别于应试教育的第二教育?

钱理群:对。就是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打进一个新的因素。尽管总体上仍然不能摆脱应试教育的框架,但却要努力在局部范围内超越应试教育。根据许多教师的经验,这不是不可以做到的,特别是联合起来,有了一个群体的力量。而且也是会得到体制内的有类似理想的领导的支持的。因此,我们要说两句话:一是不寄太大的希望,二是还有希望。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不可能大有作为,但还是能够小有作为,甚至中有作为的。当然,你这么做,不会影响全班学生,甚至有些学生还会因此反对你。但一定会有学生受到影响,发生作用。因此,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影响一个算一个,帮助一个算一个”。我还和老师们算了一笔账:如果你在每一个班级里,影响了三、五个学生,积累下来,就会影响上百个学生;还有许多老师和你一样做,就会影响上百万、上千万的学生,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成绩。重要的是,在一个个孩子的成长中,你获得了生命的意义和快乐。那么,你的一切付出,都不算什么了。

南方周末:你们倡导的这样的“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从哪里入手呢?

钱理群:要从教师的阅读入手。简单地说,就是喜欢读书的老师组织读书会,共同一本一本地读书。其实,所谓中小学教育,特别是语文教育,就是爱读书的老师引导学生读书。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大家都不读书,或者只读应试的书。要改变现状,就应该从老师读书开始。坐下来认真读书了,就会认真地思考,然后还要把读书、思考的心得写下来,我因此把教师的成长之路总结为八个字:“读书、思考、写作、实践”。这里讲“实践”,主要指教学实践:老师们在一起读书,讨论,就自然会形成某种共同、相似的教育理念,人生信念,然后就一起商量,如何把这样的理念、信念,贯彻到自己的教学活动里,进行教育改革的实验。这样的改革、实验,是以自己的理念、信念支撑的,是完全自觉的,是“我要做的”,而不是“领导要我做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存在变革就自然形成了。

南方周末:中小学老师读什么书?

钱理群:没有规定,首先是爱读书,读什么都可以。不仅根据教学的需要读,更要从自己的生命健全发展需要出发读。还可以利用网络,现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有网上读书俱乐部,一个月共同读一本书,就可以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在网上交流,同一地区的还可以定期聚会。参加的人不仅是老师,也包括校长、教研员,但他们是以普通教师身份参加。校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有许多有想法的校长,他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就可以发挥他掌握的教育资源,扩大影响。

南方周末:教师们通过读书,有了自己的教育理念,怎么跟原来的教材体系和教学大纲协调呢?

钱理群:教师当然可以选一些和自己理念比较接近的补充教材。但主要还是用指定的教材,但理念不同,教法就大不一样。现有教育体系里,包括教材,有很多可利用的东西,还是有发挥的余地的。比如立人教育就是体制允许的。

南方周末:比如公民课,本来可能是一些灌输,但教师可以把这个课程做实了?

钱理群:对。为什么有校长愿意参加?因为有合法性。你采取的行动不是对抗的,是建设性的。体制内是有空间的。如何利用体制内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这是需要“智慧”的。我曾经说过,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进行教学的老师,需要有几种品质,一是要有“坚守”,无论如何,也要守住一些自己理想、追求的东西,至少要守住一些绝对不可做的底线;还要学会“妥协”,但妥协也要有“度”,这就需要“智慧”。而且还要有“韧性”,中国的事情,特别是中国的教育,是急不得的,必须慢而不息,做长期的奋斗,努力。

南方周末:你的理想是要建一个全国教师读书网络?

钱理群:我说的是“静悄悄”的变革,就是不用搞大,不大作宣传,不要张扬。就是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提倡坐下来静悄悄地读书,老老实实教书,不追求一时的轰动效应,把读书、思考、写作、实践变成日常生活,每天都这样,最后就成为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

南方周末:这种体制内的慢慢变革,跟你理想中的立人教育差距有多大?

钱理群:基本是立人教育的一个落实。我最初提出“立人教育”是想根本改变整个教育体制。现在看来,这条路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得多。现在提倡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不是放弃这样的教育理想,而是考虑现实条件下,如何落实到具体的课堂上。当然,这是有妥协,有局限的。

南方周末:就教育改革而言,要依靠谁?

钱理群:应该是我前面讲到的“真正的教师”,即有教育理想、良知,具有实验精神的老师。而现实却不是这样,受到重用的,常常是赶时髦,唱高调,实际是教育利益链条中的“伪教师”,“伪改革”者:“教育改革”对他们来说,不过是进一步扩大既得利益的一种新的手段。这就提醒体制内还想推动真正的教育改革的教育行政部门:一定要区分真、伪教师,真、伪改革者;当然,这很难做到,因为伪教师是最能迎合上级领导的,而真教师有自己的想法,就不那么驯服,也就最容易被看作教育的“不稳定因素”。

南方周末:是不是还有一个高考模式的改革问题?

钱理群:首先要肯定:高考不能取消,这是目前唯一相对公平一些的选拔制度,对穷苦而努力的学生有好处。高考是一条线,取消了不得了。

南方周末:但高考始终是指挥棒。在高考体制下,如何改出题、评卷和录取的方式?

钱理群:还是有一定的改革余地。但从大方面来说,现在千军万马考大学的局面不可长期维持下去,要逐步改变这样的状况:大家不用都去考大学。因此,应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来实现分流。

 

平民教育的现实性

 

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

南方周末:你宣布退出教育,并不是真的不再关心教育了。

钱理群:更准确地说,我宣布的,是退出中小学教育。实际上,我是不可能不关心教育的。在2013年,我就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教育的领域。而且有两个方向,一是平民教育,一是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教育。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兴趣转移?

钱理群:这其实是出于我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判断。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就是要进入各个利益群体全面博弈的时代。这样的博弈能否健全发展,取得良性结果,关键在各个利益群体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有实际的权利与足够的能力,来维护与争取自己的利益。而中国的问题与危险恰恰在强势群体是掌握了权力,拥有充分的发言权的;而弱势群体不仅是分散,无组织的,而且是发不出声音的。这就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土地流转是否合理与必要,我担心的是,处于不觉悟,无组织状态的农民,面对资本市场,他们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问题不解决,也许具有理论合理性的土地流转,就会形成对农民新的剥夺,最后农民一方面不能无障碍地进入城市,另一面又失去了土地,回不了农村,成了流民,那样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改革的关键,是作为弱势群体的底层人民(工人、农民、农民工、市民)的觉醒与组织化,获得公平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我考虑得更为具体的是,自己作为关心底层人民利益与命运的知识分子,这样的关心,是出自我的理想与信念,因而这也是“我的问题”,那么,我能做什么呢?我知道,自己并不能自命为底层人民的“代表”,为他们“请命”——这也是违背我的信念的;我所能做的,是从我的专业出发,做我能够做的事情。这就是我在2013年,更准确地说,在此之前,就转而关注平民教育的内在原因。

南方周末:从上一个世纪的二、三、四十年代,就不断有“平民教育”的提倡,今天重提这一命题,有什么现实性呢?

钱理群:首先是今天有了新的对象,就是被称为“新工人”的新生代农民工。这里有两个数据:共青团北京市委在2012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全市16—35岁的新生代农民工约220万人,占全市16—35岁青少年总数的23%;而他们平均受教育年限是10.7年,基本上是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上的教育,在要求基本的物质生活的保障外,他们特别注重多元化的精神文化生活,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强烈的继续受教育的要求的。值得关注的,还有留守农村和这些年陆续回到农村的青年群体。这样的“新工人”和“新农民”就构成了今天“新平民教育”的新对象和重新兴起的社会基础。

南方周末:你们具体做了什么?

钱理群:2013年我和北京大学中文系邵燕君副教授和她的在校和毕业研究生合作,编了一套《平民教育人文读本》,分为“经典卷”与“当代卷”。

南方周末:能做一点具体介绍吗?

钱理群:由于时间关系,具体内容与编排这里就不作介绍了,目前这两卷书还在内部试用,以后会争取出版。这里只介绍我们的编辑指导思想和意图。在我写的总序里,讲了两点。一是“要用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新一代的工人与农民,这是他们的权利。将人类文明和民族文明的最高成果,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出来,成为全体公民的公共财富,这是我们的理想与追求”;而“阅读经典的目的,又在于提高新工人、新农民的‘文化自觉’,这是他们寻求自我解放,争取自己的权利的根本条件和前提”。

南方周末:“文化自觉”这确实是一个关键。

钱理群:还要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

南方周末:这不是说对传统的文化自信,是打工者对自己个体的自信,意识到自己是有文化优势的人?

钱理群:对,现在很多从农村到城里的人,都有自卑心理。我在专门为读本写的《给新农民工的一封信》里,却对他们说:这恰恰是你们自己的优势:你们出身农村,现在还和农村保持联系,就自有农村文化的根底;现在,你们来到城市,又有了接触、了解城市文化,以致世界文明的机会。这比一辈子在农村或从来没有离开过城市的同龄人,都有优势。你们完全没有必要自卑,而要发挥优势,建立文化身份自信。如果你们既努力保留农村的“精神家乡”,又努力学习,广泛汲取城市文化和世界文化,这都是你们的权利,或许就能够在你们身上实现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融合。你们就能够成为比较健全的现代中国人。关键在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和自信。

南方周末:你这一说法很有启示性,也很能鼓励农村出身,来到城市谋发展的年轻人,不只是新农民工。

钱理群:可以说,我在做《平民教育人文读本》这样的“小事情”时,背后是有一个“大问题”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促进农民工这样的弱势群体的自我觉醒,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自觉、自信。这也是为他们组织起来打造思想基础的。这就是我这些年一直在倡导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志愿者文化”的意义

 

我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小事情的有限性。说到底,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

南方周末:关注志愿者、社会工作者教育,也是这样的“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钱理群:其实我对青年志愿者运动关注与参与已经有十多年了。2013年我做的具体的小事情,是编了一套《志愿者文化丛书》。这些年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了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这就把队伍的思想建设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就有了“志愿者文化”的概念的提出,而且有一个寻找思想资源的问题。现在的社会组织,志愿者组织,包括大学里的社会工作系的理论资源大都来自西方,在发展初期这是必要的,而且产生了很不错的影响。但显然不能局限于此,就需要寻找中国本土的资源,创建自己的志愿者文化。我过去在部分志愿者中介绍过鲁迅的思想,年轻人反应很强烈。这回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想把它系统化,编一个系列,先编现代部分,以后再编古代部分,从儒家到墨家。我用了很大精力,编了《晏阳初卷》、《陶行知卷》、《卢作孚卷》,正在编《梁漱溟卷》,每卷十万字左右,包括编选的语录和撰写的长篇导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南方周末:这背后的“大问题”是什么?

钱理群:有两个问题或目的。一是总结上世纪二、三、四十年代的平民教育、乡村建设的经验,把它转化为今天的社会工作、乡村建设运动的精神资源。比如,当年晏阳初就是从平民教育、农民教育入手,以后就发展为农村教育与生计、卫生、公民社会构建等全面改革,最后又发展为推动县政改革,这样的逐步深化的乡村改造与建设道路,在今天就有很大的启示性。我一直期待,我们的志愿者、乡村建设者、社会工作者不仅参与农村教育、农民工教育,还要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在促进中国弱势群体组织化上做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然,我更看重的是,志愿者运动、社会运动对青年自身成长的意义。前面说的“静悄悄的存在变革”,“好人联合起来做好事”,其实是更适用于青年志愿者运动的。鲁迅说过,青年有玩着的,睡着的,更有醒者的。我多次说过,“玩着”和“睡着”只要是青年的志愿选择,而且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玩和睡,都应该受到尊重,我们没有必要把自己的选择强加于年轻人。当然,和我更接近的,也是我更看重的,是醒着的青年。最近几年,他们在继续为社会服务的同时,还在寻找与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例如,许多青年或实施“爱家乡计划”;或进行“简朴生活”实践,追求人和自然,人与人之间更加和谐的关系;或回到农村寻求发展;或在城市寻找城市地方、民间文化之根,寻找城市与乡村结合、互动的新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都是发生在中国社会底层的积极的变化。可惜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都看不到,也不愿意去了解。我看到了,尽管已经老了,不能参与他们的活动,但我还是愿意为他们做一些精神服务的小事情,我费心费力编《志愿者文化丛书》就是这样的服务工作。

我同时清醒地知道,自己做的这些小事情的有限性。首先我都是闭门造车,编的读本是否适合实际需要,就是问题;而且能够读这些书的人,就微乎其微;要对中国现实发生影响,更只是一个主观愿望。这都是聊胜于无,对我自己的意义可能大于它的社会意义。和我提倡“静悄悄的教育存在变革”一样,说到底,都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但它的总价值大概是正面的,而且如果大家都来从“大问题”出发,做“小事情”,也会形成一种影响社会的力量。还是我当年说的话:“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

来源:南方周末;作者:代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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