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摘要:中国又到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中国共产党的抉择将不仅仅决定中国的未来,而且将极大地影响世界的未来。中华民族试图走向精神自主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第三次伟大变革。精神自主是一种主体意识,要精神自主非有自主精神不可。自主精神就是主体精神,主体意识涉及自身、其他主体和非主体的一切,所以主体必须解决自我认知、自身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及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自主精神包涵三方面:自尊自强,合作共赢和实事求效。中国共产党要实现第三次伟大变革必须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启全面现代化的现代社会主义新阶段,以共同自由为社会主义本质,以实事求效为思想路线。中国学者作为精神自主的主体,肩负创造中华新文明的历史使命,中华新文明既不是中华古文明的延续,也不只是他国文明的复制,而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吸收古今中外所有优秀人类文明成果,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新文明。

关键词:第三次变革 精神自主 现代社会主义 共同自由 实事求效


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要求客观评价中国经济成长的成就和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金融危机的部分原因归之于中国的发展模式。国内不少经济学家也断言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发展模式是“粗放增长”,要求中国的结构转型向西方尤其是美国模式靠拢。通过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是“高投资、高效率、高技术进步”和“低能耗”的高质量增长,其结果是GDP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认为中国是“高投资、低效率、低消费”的“粗放增长”没有多少经验证据。夸大发展必经的社会代价、否定中国发展的成功道路、扭曲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如何客观评价中国和西方的发展道路,重新讨论如何用实践检验真理,是中国经济学界不可回避的大问题。

  作者唐毅南,复旦大学公司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 200433)。


摘要: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地理和政治(特别是地方政府间关系)是分析中国经济不可或缺的视角。中国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制度安排虽然有效地激励了地方官员追求本地经济增长,但这种制度安排所产生的地方主义却与经济集聚发展的规律相矛盾,既导致了经济效率的损失,也难以持续地促进地区间的平衡发展。再加上当前劳动力尚未充分流动导致地区差距巨大,同时又是一个有着统一货币的大国,使得中国经济面临在欧元区国家间已经出现的统一货币与地区间差异巨大的矛盾。对于未来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关键在于统一市场,促进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充分享受大国应有的国内市场规模经济效应。

    关键词:大国发展,经济集聚,地方主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


苏东剧变至今已逾20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像剧变之初很多资产阶级右翼人士所预言的那样从此销声匿迹,相反,各国共产党直面现实困境,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在经历了危机、分裂、重组和更新的艰难阶段后努力生存了下来,并继续高扬着民主、和平、社会主义的旗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谋求新的发展。


 

站在炎炎烈日下,目睹着十几台推土机在三江教堂的墙垣间横冲直撞,戴先生(音译)感到莫大的悲伤和担心——既担心自己,也担心他的基督徒教友的未来。他说:“大批警察封锁道路和周围的山。他们之前已经切断整个区域的供电,切断手机信号,试图阻止任何人靠近。”


 

摘要  18世纪中国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后,步入前所未有的盛世,北京亦成为与欧洲交往最为频繁的东方帝都。欧洲通过传教士、外交使节、贸易往来与北京保持密切的关系。但当时中欧之间的交流并不对称,欧洲对中国的了解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了解的程度。来京的西方人士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军事实力进行评估,为西方向中国殖民开拓做知识准备。中国在可比的世界竞争中危机四伏,为十九世纪出现的中西之间“大分流”埋下了隐患。

关键词  18世纪  中西关系  康雍乾盛世  忧患


【内容摘要】专政最初产生于古罗马共和时代,在后来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作为应急措施的专政、过渡性专政体制和常态性专政体制三种典型形态。任何形态的专政在法律层面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即存在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免于合法性审查并不受司法管辖的权力。专政与法治的矛盾关系因具体专政形态的不同而具有不同性质,而常态性的专政与法治是根本对立的。按照马克思的专政理论,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属于过渡性专政体制,仅仅存在于社会大革命的特定时期,社会主义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专政的结束。由于马克思的专政理论受到误读和误解,社会主义实践中曾经出现了过渡性专政向常态性专政演化的趋势,导致法治原则被完全排斥。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启了走向法治的历史进程,需要对专政与法治的关系重新定位。


 

【编者的话】新领导人上台,中国经济进入下行,2014年对中国经济而言并不是普通的一年,中国各领域的改革措施逐渐推出,却有进有退。2013年底,陶然教授曾为FT中文网年度报告撰文阐述《中国改革的顺序及逻辑》,时隔一年,作者基于前文提出的问题推出《对2014年中国经济改革的回顾与反思》系列文章,希望不仅对中国过去一年的改革系统性,特别是城镇化、户籍、土地、国企等领域的改革逻辑做出梳理判断,同时希望有破有立,将基于实地考察的地方行之有效的经验和经过系统研究的国外经验悉数呈现,防止中国在一些关键性的改革方向上选择错误,群策群力帮助中国经济实现平稳转型。本文为系列文章之一。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受邀请来参加第二届隆平论坛。首先我要对第二届隆平论坛的召开表示祝贺,同时代表中央农办向袁隆平院士领衔的科研团队,在第四期超级杂交稻试验中,获得亩产超过一千公斤的优异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亩产超过一千公斤的意义非常重大,不仅给了人们对农业发展强有力的信心,而且对于当前正在推动的方方面面工作,对于促进各个领域的创新,也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本文是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先生著作《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中信出版社2014年10月)一书的序言。

《制度改变中国》收集了我在过去二十几年里发表过的与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有关的一些杂文、随笔。它们多数是从一些我们现时的日常生活中能够观察到的现象入手,解析大千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制度,分析制度形成与变迁的逻辑,说明制度的重要,解释制度与文化、道德的关系,与政府、政策的关系,论证为什么现代的经济学者特别重视制度,我们为什么要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是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生活的主题之一,人们对改革的事情议论纷纷,也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要求我们从各个角度进行解答,也就为这些文章提供了市场。


第 1 页,总共 5 页

京ICP备06007975号|京公网安备11010802017884号
Copyright © 2017 Open Source Matters. 版权全部.
Joomla! 是依照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规定发布的自由软体

专栏•高级研究员

友情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