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南水北调工程「对生态有影响」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于2013年12月通水,中线线工程将于2014年完工。在工程即将竣工时,人们发现这个花费了数千亿人民币的南水北调工程缺乏最基础的数据,人们竟然不知道作为水源的汉江到底有多少水可调,不知道北京缺水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水源地污染的确切程度,更不知道水污染何时才能得到治理。工程完工后将要上马一大批补救的后续工程。总之,南水北调工程决策并没有可行性研究报告作为依据,决策在前,可行性论证在后,搞的还是文化大革命那一套。


      背景:

现在政府把健康产业当成推动中国内需的重要产业,在这个形势下,逼迫医疗卫生必须改革。

看起来,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盛宴已慢慢启幕。

12月2日,哈佛大学与恒大集团共同对外宣布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哈佛与恒大将在中国共同成立哈佛医院,双方已就此达成实质性合作成果,目前进入选址阶段。

而刚刚闭幕不久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定调是,“市场将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国务院数日前公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我国首个健康服务业的指导性文件,《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

近日就中国医疗健康服务业的下一步改革等话题,记者专访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教授。


    南方周末记者 彭利国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悦

专题按:全国石化行业的安全大检查正在进行。当下亟需解决的困局是,在石化产业和城市化齐头并进的今天,遍地“石化围城”、“城围化工”的中国如何避免更多悲剧的发生。

2009年-2013年直接因城市地下管线事故而产生死伤的事故案例共27起,死亡人数达117人。单就致死伤的地下管线事故而论,呈逐年增多趋势。

75起典型管线事故发生后,展开问责并将结果公布的仅有一成左右,至于从机制、法律等层面根治管线事故的寥若晨星。目前,尚有逾60%的城市未进行地下管线普查。


      所谓通识教育,始自19世纪。当时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和人文关怀,且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按照美国高校的设计,通识课程包括英文写作、核心课程、自由任选、主修专业课程、自由选修课程和想像力。

中国如今的高等教育显然遇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曾经的难题。专业太细、学生思考力和人文情怀欠缺,乃至培养不出大师,成为上下心病。

高全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研院)院长,哲学博士,长期从事法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法治改革、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多有著述,不断发声。

2010年,在校方的大力倡导下,高全喜在北航高研院下创办了“知行文科试验班”,实行特事特办的机制安排,组建了一支通识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课程体系,恢复了传统的小班教育模式,在试验班范围内组建了一个师生学术共同体。改革两年来,已喜见学生思考力和判断力大增。

从全国的情况看,北航的模式只是其中之一,其他高校的通识教育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高校推行全校一年级新生都要学习100多门课的模式,有的高校推行实验班加通选课的模式,还有的高校推行全校通选课的模式。不过,通识教育这种改良试验看来路阻且长。

在既定的宏观教育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识教育带给现有大学教育的改观似乎有限,高全喜将之归因于教育资源行政垄断下的“竞争性缺乏”,阻碍了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改良措施的出现;也有的出于政绩观下的通识教育会面目全非,最终导致通识教育“名声被败坏”;当然,也会出现借着通识教育捞取个人好处的事情。

那么,通识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走下去?


      【背景】2013年1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首次以暗访形式曝光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收取20%的药品回扣。节目播出后,高州市成立调查组,并向社会通报,初步查实有10名医生收取回扣。

3月29日,《焦点访谈》再次播出《再问药品回扣》。节目称,药品回扣涉及到的医生并不在调查组公布的10人中,并且涉及到的医院也不仅仅是高州市人民医院。”

就在2010年,该院业务收入超过5亿元,净结余超过6000万。时任高州人民医院院长的钟焕清曾缔造了轰动一时的“高州模式”——作为一家县级二甲医院,该院医疗技术和规模实际已达到三甲医院水平,但同种疾病的治疗费用比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低一半。钟焕清的主要秘诀是“去行政化”,同时严格杜绝医药回扣。 2011年4月份钟焕清被调离,高州医院从此“回归主流”。

医院药品回扣屡见不鲜,根源何在?回扣事件与高州模式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医改”,涉及到中国13亿人的切身利益和幸福安康。

然而,当新“医改”已经迈向第五个年头的时候,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距离病有所医这个质朴而美好的愿望依然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这不仅表现为医疗资源和服务供给能力距离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在有限医疗条件下,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资源配比结构上的失衡仍然严重。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在公共服务领域显得尤为鲜明。当多数学者和意见领袖还在为城乡之间巨大的医疗条件差距奔呼的时候,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即使在一座城市内部,医疗资源的配置也重点流向了公立三甲医院,这不仅使得医院与患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供需错位,同时也带来了人为的权力寻租空间。而这样的矛盾将在中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放大,并可能影响到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居民幸福指数。

因此,城市的医疗困境同样亟待破解。


      通过开放高端医疗市场,调动全社会力量,会同政府力量一起,把医疗卫生事业做大做强

新医改自2009年推进以来,基本医保制度建设取得了比较显着的进展。与此同时,医疗服务供应体系的改革相对滞后,当前医疗主要矛盾仍然是制度性的供不应求。要解决供不应求问题,必须通过加大市场力量配置医疗资源的作用,进一步解放医疗服务的生产力。

中国目前的医疗问题集中表现在贵、难、险三个方面,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性供不应求。一方面,医疗服务需求飞速上涨。另一方面,行政干预过度造成医疗服务供应能力严重不足。

后者主要表现在:机构准入未形成优胜劣汰的遴选机制;医务人员固化执业定位,缺失创业、发展激励机制;医疗资源宝塔式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结构严重扭曲。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将公共财政支出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外包”给社会主体,以契约形式来完成服务提供。这种政府“合同”、“外包”公共服务的方式,在国际上大规模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后,目前已经开展得较为普遍。对于我国即将大力推行的公共服务购买,应当了解这种机制的目的、方式、限度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医保基金曝出“钱多到花不出去”之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医疗保障体制在理念上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中国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报销比例是否都因此应该尽快有所提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新医改课题专家顾昕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相关问题深入阐述了他的看法。

记者 商灏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日前出台,明确规定大力支持社会资本,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但在目前,医疗质量信息工作恰恰是监管部门最薄弱环节之一。

访谈嘉宾:蔡江南

访谈人:解放评论

解放评论:《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日前出台,明确规定大力支持社会资本,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与2009年的新医改方案相比,《意见》新在哪里?

蔡江南:“新”表现在目标和手段两方面。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主要目标,是要解决人民群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问题,重在保障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所以要建立覆盖全体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建立社区医疗服务设施,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使老百姓有地方看病、看得起病。根据这一目标,在手段上就强调政府主导,调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而《意见》的目标,是要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内涵丰富、结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体系,不但包括医疗,还包括健康管理、健康养老等等,范围更宽广,层次更丰富。在实现手段上,转而强调政府引导、市场驱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通过制度建设,规划、政策制定及监管等来引导,而发展的主体是社会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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