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高全喜:以通识教育探索大学教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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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通识教育,始自19世纪。当时不少欧美学者有感于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创造出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目的是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判断力和人文关怀,且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按照美国高校的设计,通识课程包括英文写作、核心课程、自由任选、主修专业课程、自由选修课程和想像力。

中国如今的高等教育显然遇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曾经的难题。专业太细、学生思考力和人文情怀欠缺,乃至培养不出大师,成为上下心病。

高全喜,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高研院)院长,哲学博士,长期从事法学和政治哲学的研究,近年来在中国法治改革、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领域多有著述,不断发声。

2010年,在校方的大力倡导下,高全喜在北航高研院下创办了“知行文科试验班”,实行特事特办的机制安排,组建了一支通识教育的教学与研究团队,设计了一套课程体系,恢复了传统的小班教育模式,在试验班范围内组建了一个师生学术共同体。改革两年来,已喜见学生思考力和判断力大增。

从全国的情况看,北航的模式只是其中之一,其他高校的通识教育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高校推行全校一年级新生都要学习100多门课的模式,有的高校推行实验班加通选课的模式,还有的高校推行全校通选课的模式。不过,通识教育这种改良试验看来路阻且长。

在既定的宏观教育体制不变的情况下,通识教育带给现有大学教育的改观似乎有限,高全喜将之归因于教育资源行政垄断下的“竞争性缺乏”,阻碍了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改良措施的出现;也有的出于政绩观下的通识教育会面目全非,最终导致通识教育“名声被败坏”;当然,也会出现借着通识教育捞取个人好处的事情。

那么,通识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走下去?


通识教育并不等于通才教育

 

 通识教育是要弥补原先单一专业知识的狭窄和应试教育对创造性思维的扼杀,以及人格塑造和较大理想情怀的塑造,培养介入社会高端的人才

财新记者:我印象中,你是一位比较严肃的理论研究者,多在宏观体制改革层面,为何会在北航操盘通识教育试验,开始了“落地”的改革试验?

高全喜:北航为什么要推行通识教育?在我看来,有几个背景。

第一,中国大学回归重建综合类大学。在这种情况下,北航不进则退。第一步,北航组建了法学院、经管学院、人文学院。第二步就是开始组建高研院,并开始推行通识教育。

第二,我和校领导交流过,他们也多有感慨,提出北航培养的人才多局限于工程专家、专业领导人。在广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学生成才率非常低。而且,就校园文化以及学生知识的塑造来说,人文培育,思想情操的塑造,尤其是文史哲、政经法知识的推广以及普及,非常缺乏。

第三,中国的高等教育共同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和质疑:到底培养什么样的学生?北航也不例外。

当前的学科分类过于狭窄单一和封闭,单一的专业教育以及应试教育的培养模式不符合社会的需要,也不符合人才内在的本质需求。此外,教育中关于人格的塑造、德性的培养、社会责任的担当等正常心灵全面发展中所要求的正义、公民、人的目的价值等等,不仅缺乏,而且和知识教育是脱节的。以前的政治课还带有德性教育的意味,但现在变成政治教育的灌输,已经失去了德性教育的功能。再加上,教育知识的市场化,造成市场的需求变成教学的指针和枢纽,教育真正的发动力创造力就没有了。

这三个问题,在西方教育发展中也或多或少地有所表现。西方以通识教育来应对。近几年,教育部强调素质教育,以弥补应试教育的缺陷。这就需要一套知识体系,院系安排,课程的相互匹配来达致。慢慢也就走上了通识教育的路子。

北航的上任和本届校长都具有改革意识和责任意识。他们提出,北航必须在保持已有的理工科优势的同时,开辟新的学科增长点,发展文科。

在上述背景下,北航就建立了高研院,在高研院下创办了“知行文科试验班”,一个牌子两种职能:最主要的是做通识教育试验,同时做一些高水平的人文社科研究。

校领导希望找一位懂专业,在人文社科领域中有较大影响,又热爱教学的教授来组织,带有教授治学的试验性质,试验成功了,就慢慢进一步地发展和推广,允许失败。他们可能认为我有不同的知识结构,学界联系又多,是一个较为理想的人选吧。

于是,我们就从零开始,从如何设立学科,如何设立课程,如何培养学生做起了。

财新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的文史哲实验班算起,通识教育已经在大学开始尝试了。那时的做法是把哲学、中文、历史等专业归并到一起,大一大二不分专业,大三之后再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基本上是哲学、中文和历史三个出口。而且,学的基本上是通论,和北航的中外古典原著读本的课程设计不一样,你为什么选择读原著这样的课程安排?

高全喜:这就涉及通识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弥补原先单一专业知识的狭窄和应试教育对创造性思维的扼杀,以及人格塑造和较大理想情怀的塑造,培养介入社会高端的人才。而不是培养文史哲的专业研究人员。这是我们对通识教育的总的定位。要实现这个总的定位,我们在课程设置、教育模式等方面就要有新安排。

就课程设置来说,我们认为,所有学科共同的基础的知识才是通识教育,是为了打下能够“跳高”“跳远”之前的基本素质,这需要通过经典著作的学习来逐渐涵养。

我们打造了一个“1+1+3”的课程体系。第一年基本上以学习西方和中国古典文明的经典书籍为主。第二年是学习近代的西方和中国的经典书籍。力图四年之中都贯穿着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

相对来说,前两年偏重于通识教育,后两年的专业学习也要有通识课程,只是量小一点,水准高一些。“3”是必须修够教育部所规定的政经法这三个学科的学分。这中间,我们做了一个变通。比如,以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取代经济学原理。

就教育模式来说,我们实行小班授课,把北京最好的专业老师请来授课,最重要的是学生必须写作业,老师必须批改作业。为此,推行助理教授制度,让青年讲师跟着知名教授上课,当助教,辅导学生读书写作。这就恢复了中国书院式的师生之间在授业、解惑、传道等方面的密切交流。

此外,学生根据兴趣可以参加每周的法学、政治学、人文、传统经学的读书小组活动。这样,我们就建立起一个师生学术共同体。

为什么选择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在大学教育的起点上就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没有文理分科,高中教育就是通识教育,学生的知识见识和大学教育是相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学只是提供了一个比中学更高的一个可以选择知识的平台。平台之后有大量的好老师,几乎每一门课都能找到相应的最好的老师来授课,能够开展小班教育。由此,学生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学教育阶段选择数理化、文史哲专业。

而中国,学生从初中到高中的知识自然结构已经人为地被破坏了,到大学再重新开始一个不分文科和理科的知识打包学习系统,学生是坚持不下来的。

而且,老师们的知识结构也是狭隘、单一的。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一些课占有相当的学分,又不能取消。这几个因素加起来之后,如果学生只是装了一肚子的导论,专业的知识体系又不具备,最后还不如专业学习。要保证课程的真正含金量,就必须配以这样的教育模式。

财新记者:由此看来,要切实地推行通识教育,就会对现行的学生培养模式做出调整,这包括办学体制、管理制度和人事制度。

高全喜:北航的通识教育能够搞起来,第一,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很重要。根据北航的测算,一个试验班学生的费用是普通班学生费用的3倍。此外,学校领导也给予我们一些特别的机制。

第二,院系之间也要相互配合支持。通识教育必然要挤压其他课程的课时,需要强有力的推动和内部协调。现在教育部提出要给学生们减负,就在于学生们的课程太多了。而这么多的课程,并不见得都和学生的培养相匹配,更多的是和现有教师考核制度相挂钩的。

通识教育的课程是通过高研院和各个相关学院,一起开了多次专家会议,删掉了其他老师三分之一以上的课程,才把通识教育的课时放上来了。

第三,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机构、一个懂行的人来牵头和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专门来做这个事情,这才能够自主地持续设计合适的课程体系,并根据需要做些微调。否则,课程的变动很大,师资不稳定,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难以衔接,最后导致不受学生欢迎,授课质量大打折扣。

第四,我们有接近十个人组成的一支年轻教师队伍,他们有教育理念,能够贯彻执行,又能真正实用到教学过程之中。对高研院老师的考核也是按照通识教育的这套体系来运作。此外,我们外聘来的老师也比较认同我们关于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做法,他们不辞辛苦,不计报酬地支持我们的试验。

财新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接受通识教育的效果如何?

高全喜:最早的一批接受通识教育的学生现在已经明显地感觉有思考力了。当然,刚开始的时候,无论学生还是家长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经常问所学的和就业有什么关系啊,问专业课什么时候开始学,甚至有人偷偷去听专业课。

其实,专业课所授的知识是比较好学的,文史哲的经典著作却很难读,一旦读通了,作用就是潜在的。就像跳高,打好基础了,才能跳得更高一些。原地直接跳,怎么也跳不高。

现在,我们明显地感觉到学生们的自信心增强了,对今后的专业选择也越来越理性,至少说来达到了立大志这种高端人才的培养目标。

我觉得,北航的探索对国内理工科院校乃至于某些综合性大学的通识教育有一定的借鉴和推广作用。从北航的经验看, 通识教育目前不宜很快地普及,要量力而行,要稳扎稳打、有组织、有系统,避免不顾条件一窝蜂地推进。通识教育是一种昂贵的教育,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好的老师,好的教材,尤其是小班教育这样一种探索机制。

 

教授治学与教育改革

 

在中国完全实现教授治学是不可能的。这涉及教学、经费、人事事务、学籍管理等如何和现有的行政化的资源配置相匹配

财新记者:从你们的经验看,是不是教授治学才有通识教育的落地开花?

高全喜:从北航的经验看,教授治学有其好处。但通识教育如此开展,也是一个全系统的配合。空喊教授治学是不现实的。

首先,跟学校的领导有关。就如前面所说,学校党委会近两三年对搞通识教育、搞高研院有着宏观清醒的认识,在这个背景之下,他们就决定一定要找能够对通识教育相应的文史政法这种文科知识具有较深理解力的人来操作。其次,学校的领导为了做成这件事情,也给予了一定的特殊的机制安排。

可以说,在大的框架下要彻底实现教授治学,是有相当的空间的。这在于有一个较为从容的学校,一个宽松的机制。

毕竟,如何设置课程,如何筛选教学,如何评价教学的利弊,如何探讨课程体系,如何实现教课学的互动,教授治学还是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创造机制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是可以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的。

但是,在中国完全实现教授治学是不可能的。这涉及教学、经费、人事事务、学籍管理等如何和现有的行政化的资源配置相匹配。比如,人事制度是按照事业单位的一套机制在运行,课程体系是按照教育部的一系列规定来运行,科研项目是按照相应的国家各个部门下来的某一个项目来设立的,课题做什么、多少资金,基本上格式化了,并不在学校的掌握之中。财务制度也是单独的一套系统在运作。实现教授治学,必须要有相应的机制改革相配合。

财新记者:那么,通识教育能否撬动现代大学的教育改革?

高全喜:通识教育对启动现代大学的改革当然具有重大的作用。它培养社会需要的有能力的人,为创造性能力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启发性的教育。它又是一种品格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是具有公民资格的人的教育。培养出的是有社会担当的、自主的人。

从小的方面来说,也有助于克服现在大学教育的学科单一、院系间壁垒森严的弊端,达致知识汇通,并改造大学师资队伍。

但是,也要看到,在一些学校的通识教育,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现象。比如,一些高校的通识教育差不多就是给一些人准备了一块自留地,自己又要有行政职务,又要有专业研究,于是,找三五个朋友搞搞自己爱好的研究,然后年年注入一部分资金,大家一起玩。这就远离了通识教育的精髓。

财新记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实现教授治校,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高全喜:这个和教授治校没有必然的关系,但是也有一定的关系。不光是通识教育,中国教育的行政化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不但在教书育人这个环节上,在学校的科研方面,都形成极大的阻碍。

财新记者:你说的行政化,就比如前面所说的按照行政体制的逻辑去建构通识教育,实现校内院系之间的合作就很难。

高全喜:本来,教育是一个社会全面参与的过程,国家只是提供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现在,政府部门垄断了那么多的教育经费,按照行政区划分到各个大学,又被掌握在由政府任命的行政官员手中,然后再分包下去。这种按照行政规则来运作的教育行为,本身是和教育、科研自身的规律相违背的。在这个过程中,通识教育的真正推行,关键是需要学科体系状况去行政化,需要一个综合协调的课程安排和院系资源配置。

现有的资源配置,是按照不同的院系和学科来划拨的,不同的院系都是根据它的院系的学科标准和用人体系来制定标准。自然,通识教育在各个院系就都是边缘学科,这样,好的老师就进不来,即使有好的老师,也不能承担好的课程,即使承担这个课程了,也不能变成各个院系的主选的重要课程。这样,通识教育里的那些课程就会变成了边缘性的,不重要的,非常可有可无的课程,学生不爱选,老师也不爱讲,最后这个事情就没人做了。

这不过是行政化最末端的一个表现。最为值得关注的教育行政化在于国家垄断,把高校划分为三六九等,然后据此划拨资源,通过学位,按照制定的标准排斥社会的自主参与,抑制民间办学,大学之间也难以有竞争,学校的优胜劣汰就难以实现,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就不可能出现。由于层层实际上都在把自由竞争削弱掉,最后只能按符合行政化的这一套机制来运作。这套机制往往和科学的发明创造以及人才的教学培养的逻辑是违背的。

财新记者:放权教育是当务之急。

高全喜:中国的教育要改革,放开是最大的问题,这包括让民间办学,让各个大学自由地发展,在教育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

现在总体来看,我觉得在中国过多地提教授治学是不切实际的,也没多大必要。在现有的体制下,寻找一个相对来说有空间的综合改革途径,能够有一个从容的空间,然后在多元的寻求合作中,慢慢地改良。这比单纯提出某一个重要的口号,作为改变目前中国教育的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更为现实。

当然,这里的难题在于,大环境不改变,小环境的改变又是有限度的,到了一定程度就走不动了。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困境之中。这不光是教育行业遇到的问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

(来源:财新/腾讯联合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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