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多维新闻】“今年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孔庆东的视频,其他都一样”,对于“六四”事件25周年,有人在Twitter上如是说,这也可以说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感。多维新闻在北京时间6月3日独家首发一位多年参与多维博客的博主提供的、“八九学运”的参与者和亲历者孔庆东谈论“六四”的视频,作为解读“六四”的一种声音,值得重视。令人遗憾的是,这份据称还提供给包括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内的多家媒体的视频,时至今日不仅不见于中国国内媒体,甚至在拥有新闻自由的西方媒体也集体消失。

单就孔庆东此番谈“六四”来看,也在各方面透露着蹊跷。视频在多维新闻首发后,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关注及积极评论,不仅因为这是今年唯一的声音,更因为孔庆东在视频中侃侃而谈,似乎并未把“六四”当做一个禁忌话题,特别是对“六四”中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几乎全部涉及,比如对几位学运领袖的评价,比如食物等援助的来源,比如对外部势力介入的强调,尤其是对运动的分阶段定性,都有较强的导向性,并且官方意志的痕迹明显,不由让人觉得这是中共对“六四”态度松动,却又犹抱琵琶、欲说还休。


一、近代转型:从藩属到边疆;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古代中国王朝对帝力所不及的边缘地区实行羁縻、分封、分治等政治措施,从性质上看,都是间接统治。这一点使得非汉人群体长期享有实质的自治。从1870年代开始到1930年代末期,清朝与其共和继承者启动易间接统治为直接统治的进程,辅以同化政策,实质上开始动摇非汉人传统的自治模式。

从双核帝国到中华王朝,再到中华民族国家的转型过程中,包含着传统中国因应西方威胁的民族主义化过程。同样,面对西方势力的介入和传统中国的转型,生活在传统中国领域内,或者在清朝双核帝国体制内扮演重要角色的非汉人群体,也开始以民族主义作为因应时局的武器。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非汉人群体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寻求确认自己的身份。可以说,不论是狭隘的汉民族主义还是包容性的中华民族主义,其成长皆同步伴随非汉人群体民族主义的成长。在不同非汉人群体的民族主义之中,其终极诉求,固然包含如蒙、藏与新疆的突厥语穆斯林那样,追求独立、建立本民族之民族国家的例子;也包含更早整合到中华帝国秩序中,在近代几乎是无异议地接受了“中国人”国族身份的东南与西南山地农耕群体(苗、等),追求与汉人以及满、蒙、回(突厥语穆斯林)、藏等“五族”的政治平等,因为后四者在标榜“五族共和”的新的民族/主权国家中取得了与前者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相应的政治、文化权利。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宗教大国。且不论实践者众多的民间信仰,也不用说传统的儒释道三教的强势复兴,单看基督教的发展我们就可以对此有所体会。按照官方数据,1949年我国有70万基督徒,1982年增加到300万,1988年450万,1997年1200万,2009年2300万。民间估计的基督徒人数更多,从5000万到1亿不等,学界比较认可的数字是7000万。或许这些数据并不准确,但可以确定的是,基督教正在中国快速崛起,这不仅影响到我国的宗教生态,也势必重塑基督教的世界版图。宗教的迅猛发展也给我国的宗教管理带来挑战,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北京守望教会事件以及被全国媒体广泛报道的“全能神”事件都是例证。如何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有效地进行宗教治理?这是本文的关切所在。


    近几个月来,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活动频繁在国内发生,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痛。由于这些恐怖活动多以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这两者也常常关联在一起)的面目出现,因此我们需要对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进行细致的分析。

民族主义,这一诞生于18世纪,且直到19世纪才得以成型的学说,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代最具爆炸性的政治哲学”。与此同时,民族国家的广泛建立也成为了贯穿20世纪最为重要且最强劲有力的时代特征之一。

然而,诚如历史和现实所展示地那样,无论是在中东、俄罗斯,还是在中国,或者是在世界的其他国家,民族主义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其与国家认同、爱国主义关系的话,那么,国家的繁荣稳定,人民的和谐安康就难以保障。苏联在上个世纪末解体,克里米亚从乌克兰脱离以及中国新疆近期频繁发生的极端分子的恐怖活动,都说明了这一点。


    由美国社会学协会编辑出版的《世界体系研究杂志》(2013年第2期)刊发了康涅狄格大学学者格雷戈瑞·威廉姆斯对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访谈。访谈从沃勒斯坦与英国历史学家、《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在学术思想上的联系与区别切入,追溯了沃勒斯坦学术思想的演进。沃勒斯坦指出,学术范围内学科的划分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危机的一部分。他高度评价1968年革命对现代世界体系的重要意义,指出现代世界体系必然崩溃,而实现新世界体系的力量来源于民众。访谈主要内容如下。

近40年前的1974年,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出版了他的巨著《现代世界体系》的第一卷。同年,英国历史学家和《新左翼评论》主编佩里?安德森发表了关于现代性起源的历史巨著的前两部分。这一出版的巧合,引起了很多对他们的宏观历史观点的比较研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作者都是采用总体性方法研究问题的,而应用总体性方法就是坚持整体主义方法论。沃勒斯坦基于对世界体系构想的总体性,而安德森提倡总体化。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对比。作为历史体系,世界体系是有起点、终点以及可识别的地理边界的封闭总体。总体化是开放式的,这引起了很多思考。在安德森看来,开始于古代的历史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终点。虽然他们的著作都研究现代世界,但沃勒斯坦和安德森是在截然不同的意义上研究世界的。然而,他们都没有宣称自己的观点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分析范式。而且,沃勒斯坦还声称世界体系是“一个需要争论的范式”。


    [摘要]体制模式是理论模式的实践样态。苏联模式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其思想根源深深扎在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逻辑中。世界革命理论是列宁领导十月革命的理论前提,它建立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基础上,并在长时间内成为苏联对外战略的重要目标。苏联模式是列宁世界革命理论合乎逻辑的产物,它的备战性质决定其对外部环境的高度依赖。时代主题的变化使苏联模式的功能衰竭成为必然。

[关键词]列宁;世界革命;帝国主义;苏联模式

苏联解体已过二十余年。在此期间,尽管学者们对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对苏联集权体制在其中所起的消极作用却已形成了基本共识。在探讨苏联模式的形成原因时,国内学者多着眼于苏联历史文化传统、外部环境以及政治领袖的个性因素等几个方面。然而,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模式所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及体现这一指导思想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中的行动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苏联模式的形成虽与以上因素密切相关,但其理论的根子深深扎在列宁世界革命的理论逻辑中,要透彻理解这种体制模式应先解析其背后的理论模式。


    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王伟男博士在《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发表专文《战略调整背景下的美国当前对台政策研析》,作者认为“自2010年以来,美国奥巴马政府高调宣示将实施名为“重返亚太”(后更名为“战略再平衡”)的全球战略调整计划,要把更多战略资源和精力从世界其他地区调配到以东亚-西太平洋地区为核心的亚太地区。无论美国进行此番战略调整的真实目的为何,有一点比较明确,那就是中国在美国此番战略调整中的位置极其重要。众所周知,美国的对台政策历来都直接服务于其对华政策,进而服务于其亚太战略和全球战略。因此,考察美国此番战略调整背景下的对台政策,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亚太战略乃至全球战略。但从迄今美国方面发出的信号来看,其战略调整背景下的对台政策为何,却并非可以轻易得出结论”。文章内容如下:


    编者按:刺激经济,还是不刺激?在增速放缓之时,中国经济重新站在了这个难题面前。

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经济,并不只是此时此地的难题,而是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都一直面对的问题。

从二战后迄今,能够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再变成高收入的只有两个经济体,韩国和中国台湾。下一步,中国能不能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摆在高层和智囊层前面的重大课题。林毅夫教授的“有为政府”论是其中的一种声音,但也一直在争议之中。


    华盛顿—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日本的安全态势,包括准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日本集体自卫权。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前不久在华盛顿发表演讲时称,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国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顾问说,日本成为一个充分完全的安全和外交伙伴将有助于推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美国的“战略必须”。

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最近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有关日本新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称,日本希望通过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加深与美国等国的防务合作。石破茂还说,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也符合美国的战略,因为这强化了在亚太地区的威慑力。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4月初在访问日本时首次表示,美国支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解禁集体自卫权而修改宪法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访问日本时也对安倍的努力表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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