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郑剑:美国或将制造更大战争烂尾

作者  郑剑

中评社香港1210日电/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秘书长郑剑研究员在《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孙子的慎战思想与美国的战争烂尾工程》,作者认为:“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再平衡战略,必将在该区域造成影响更大、更深远的“战略烂尾工程”:刺激区域矛盾与冲突,促使亚太国家对美国战略觉醒,加速美国衰落进程,相对促成中国的崛起,即走向美国战略目标的反面。对于缺乏历史底藴、奉行霸道政策的国家而言,胜利有多辉煌,唯心主义就会有多膨胀!”,文章内容如下:


 

美国的战争烂尾工程与战争癖源出何处

 

美国人又打仗了!一段时期以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突然发力,自北而南在伊拉克攻城略地,滥杀无辜,兵锋直逼巴格达,一度大有攻克首都、横扫全境之势,前苏联撤军后塔利班控制阿富汗的戏码几乎将要重演!举世震惊,各方纷纷指责伊拉克乱局的始作俑者美国,有人用“烂尾工程”形容美国2003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可谓贴切之极!战争结束后,战火依旧燃烧、矛盾依然重重、人民没有和平,这就是战争烂尾工程。9月23日,美国被迫回师中东,对ISIS发动空袭。且不说奥巴马这种地面作战靠当地人、美军提供空中支援的阿富汗战争模式是否最终会达成消灭ISIS的目的,即便ISIS被打垮了,其所主张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不会被消灭,且其所支持的、暂时纠合在一起的不同组织、派系之间,也会为争地盘大打出手,当地还是永无宁日。

对美国而言,朝鲜战争是烂尾工程,起于三八线,止于三八线,南北朝鲜至今相互枕戈待旦、剑拔弩张,时有流血冲突;越南战争更是彻头彻尾的烂尾工程、失败工程,美国在付出重大政治、军事、经济、战略和社会代价后被迫撤军,其所支持的南越政权土崩瓦解。越南战争给美国的教训之深刻,以致对美国的政治、军事、战略、外交和文化、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军事上,美国对动武变得谨慎了,大体从1973年3月美军撤出越南,到1983年10月发动格林纳达战争为止,其间除1980年4月为营救被伊朗扣留的人质而实施的小规模特种突袭——“鹰爪行动”外,基本没有成规模发动战争。格林纳达战争后,美国相继发动了空袭利比亚的“黄金峡谷”行动(1986年4月)、巴拿马战争(1989年12月至1990年1月),目的有限、行动“规矩”、速战速决,还算节制,因而基本没有大的后遗症。

但冷战结束后,随着强劲对手苏联解体,美国高居“一超独大”战略态势,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无与伦比,具备对任何其他国家的巨大优势,因而很快“好了伤疤忘了疼”,忘记了历史教训,动武的胆子又变大了。到小布什政府时期,发展到置国际体系与他国利益于不顾,大肆推行单边主义的程度,战略上失去耐心,动辄武力相向,以求彻底制服对手。冷战后,美国相继发动海湾战争(1991年1月至2月)、利比里亚武力撤侨“利刃行动”(1990年8月至1991年1月)、军事干涉索马里(1992年12月至1994年3月)、军事干涉海地“坚持民主行动”(1994年8月至1996年4月)、控制伊拉克“沙漠之狐”行动(1998年12月)、科索沃战争(1999年3月至6月)、阿富汗战争(2001年10月至今)、伊拉克战争(2003年3月至2011年12月),参与了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2011年3月)。还对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进行武力威胁,其中,对中国不但有在台海方向的航母示威、军事协防台湾宣示,还发展到武力扣押中国商船、“误炸”中国驻外使馆、撞毁中国军机这样的严重地步,其唯我独尊、不可一世的军事帝国主义嘴脸暴露无遗。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指出:“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是危害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的根源。”(1979年3月1日《人民日报》)美国这些年的战争行径,给了这论断以无可辩驳的注脚。

发动战争是一回事,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又是另一回事了。历史表明,战争实际运行轨迹往往走向霸权主义者愿望的反面。冷战后,美国发动战争的频率提高,海湾战争后几乎没有停止打仗、武力恫吓,但战争烂尾率也随之走高。美国的战争烂尾工程具体表现为军事上的胜利、政治上的失败;战术上的胜利、战略上的失败。海湾战争出兵占理、进退有度,但也播下西亚北非地区动乱的种子,至今没有平息,甚至愈演愈烈;科索沃战争看似完美收场,但15年后在克里米亚,美国人品尝到了苦果;给普京采取行动提供了口实,普京质问美国和西方:“克里米亚政府还有科索沃这一先例,这一先例是我们西方的伙伴自己造的,亲手制造的”,“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我们很尊敬他们)在科索沃能这么做,为什么我们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就不能做?为什么?”在今天的阿富汗,民众没有感到比苏联撤军后的阿富汗好在哪里;伊拉克更惨不忍睹,是登峰造极的烂尾工程,具备战争烂尾工程的一切特点。

美国为什么战争烂尾工程频出?这个疑问可以在两千多年前的《孙子兵法》这本“小册子”中找到答案。《孙子兵法》的主要内容是教人如何打仗,但孙子对待战争的态度却是慎战而非好战。孙子主张不轻启战端,同时不忘记备战,所谓“兵凶战危”,“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优势的一方不到非和平手段用尽不轻言打仗,“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防御的一方时刻要做到有备无患,“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其中也藴含着强烈的遏制战争色彩。客观上,美国的战争烂尾工程是其综合国力相对下降的表现,是“力不从心”使然。但既然力不从心,就应量力而行,不能肆意妄为,美国应该恰当估计自己的能力,确定合理的目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出手,但美国没有做到。这说明,当代美国领导人、决策者、思想库的战略思维模式出问题了。美国人固然重视孙子兵法,但美国人并没有读懂孙子兵法,或者更明确地说,美国的历史文化、哲学理念、战略传统、思维方式与孙子兵法有对立性,孙子兵法在西方、在美国,时常“水土不服”。

 

美国战略思维模式与孙子兵法思想的基本冲突

 

一是崇尚武力征服,用兵过于随意。孙子主张慎战,他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始计篇》)他特别强调:“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孙子兵法.作战篇》。在打与不打问题上,孙子主张应事先审慎评估该不该打、能不能打、怎么打赢、如何收场,然后再作出决策。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战争失利轻则伤害国家威望、丧师失地、损失重大利益,重则亡党亡国。因此,意大利学者卡尔利柯夫斯基甚至认为:“孙子兵法不仅是一种战争理论,而且是一种和平理论”。中国最有名的兵书讨论的竟然是和平,这决非偶然,而是文化传统使然。正如当代中国对待战争的态度,秉承了孙子的思想,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到最后一刻,不会放弃和平解决问题的努力。

而美国人则对使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不够用心、缺乏耐心,也欠信心,迷信施压、制裁、战争等强力手段。美国学者詹姆斯.儒勒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思想家、外交决策精英、新保守派乃至新保守派的批评者普遍受到‘天赋使命观’的影响。这些精英总是将‘天赋使命观’诠释为‘维护全球稳定是美国的特殊使命’”。就连和平存在的方式,美国推崇的也是超级大国强力领导、控制世界的“罗马式和平”,“真理在大炮的射程之内”。美国的军费开支几乎占世界军费总开支的一半,相当于排名其后的12个国家军费开支总额。发动战争是美国政府的家常便饭,当代美国军队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打仗。实际上,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有浓厚军国主义色彩,只不过外表披着一层“民主”、“人权”的外衣而已。在世界有事时,中国领导人首先会问的问题是“文”的手段能不能解决;美国总统则会下意识地先问离出事地点最近的航空母舰在哪里!美国在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产品,一是军火,二是高技术,三是金融能力,每一项都与军事有关。美国的军工产业集团对政治影响极大,在政府和议会中有强大的发言权。对社会主义阵营“遏制政策”的原创者、美国外交家、历史学家乔治·凯南指出:“在军需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与华盛顿购买者之间已经建立起复杂而极其有害的联系。换一句话说,由于我们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军事机构并向其他国家出售大批军火,成千上万的既得利益者业已形成,也就是说,我们在冷战中造成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我们已经使自己依赖于这种可憎的行径。而且如今我们对它的依赖程度已经很深,以致可以毫无偏见地说:假如没有俄国人和他们那莫须有的邪恶作为我们黩武有理的根据,我们还会想出另一些敌手来代替他们。”(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增订本),葵阳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P137)。美国以战争立国,战争是美国内外政策的“天然成分”。2008年10月,为应对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著名智库机构兰德公司竟然向国防部提交评估报告,建议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目前经济危机。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而战争的对象与以往对伊拉克或者阿富汗不同,可能是某个大国(暗指中国)。兰德公司这看似荒唐的主张,背后有其必然性。否则,它就不是美国的著名智库了。

冷战后,美国发动战争更加经常、随意,还为了自身利益挑动有关国家矛盾,不惜埋下战争祸根。在今天的东海,没有美国放水,日本政府决不敢解禁“集体自卫权”;南海方向的诡谲,是美国推行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结果。中国在东海、南海、台湾问题上长期实行和为贵政策,就是真心希望和平解决问题。换作美国,早就大打出手了。

国穷而穷兵黩武必然是死路一条,但国富而穷兵黩武也非长久之道。世界历史上的强国、强权,要么亡于极度腐败,要么亡于频繁征战,后者在西方世界更为常见、频发。在美国,不乏有识之士看到了这一点。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兴衰》一书中指出,大国之衰,衰于国际生产力重心转移,过度侵略扩张并造成经济和科技相对衰退落后。他断言,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

针对小布什片面强调硬实力的侵略性单边主义政策造成的实力严重受损、国家形象急剧下滑的恶果,美国学者提出了“巧实力”的概念;而美国国防学院副院长迈克尔.J.马扎尔为解决这个问题则开出了“锐实力”的药方。他在2014年6月10日春季号《华盛顿季刊》发表题为《锐实力战略:促进持久领导地位的全球姿态》的文章中,提出希望奥巴马改变思维方式,先找政治解决的办法。这种手段就是锐实力,包括五项主要原则:一是拓展对于哪些力量手段可以实现特定目标之问题的理解,二是重新考虑许多国家安全挑战的紧迫程度,三是不强制推行解决方案,四是把精力集中在那些使美国具备最大相对优势的能力上面,五是加强对非传统安全挑战的重视。对于亚洲政策,作者认为,“锐实力战略将建议恢复对于什么是我们在亚洲的真正目标之问题的强调,并询问我们能否通过更为谦逊的具体目的或更为平凡的行动概念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意味着需要更为低调但仍能支持美国基本利益的应急方案:要求防止中国占领遥远的领土,与要求向接近中国本土的地方投送力量相比,其难度降低了很多。”联想到美国对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的一系列其他反思、“弃台论”等主张的提出,可见美国各界在进行新的反思。

目前的反思是在美国走下坡路、国力相对衰退、对外政策接连因力不从心而失误的背景下产生的,是那么的不情愿、难容忍,以致理智的呼声远未成为主流。美国被自身的体制和文化绑架了,有识之士的主张难以成为有为之士的决策。

 

迷信军事力量导致衰落

 

二是战略上的进攻性、盲目性,时常忘记“量力而行”。孙子曰:攻则有余,守则不足。“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中国的战略传统重防御、重和平、重先胜而后求战,正如与孙子同时代的老子所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而美国人则经常自觉不自觉地高估自己的实力,对自身打仗能力盲目自信、轻率决策,战略上四面出击、大打出手,世界上的事什么都想管、在一定条件下(如不导致危及美国本土的核战争)什么仗都敢打。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看板上写着:“战争的历史对美国影响重大,它们塑造了这个国家,影响着这个国家人民的生活,影响这个国家怎样作为以及向哪里前进……”。美国战略文化的精髓是进攻。战略意义重大的“门罗主义”“显示了孤立主义内在包含的进攻性战略含义。显示出美国作为大国崛起序幕时代的一种国际权力的战略意识觉醒”;影响深远的马汉的海权思想的内涵是积极经略海洋;柯林斯的大战略充满进攻性;美国建国以来总共43位总统,这43总统中有39位打过仗、17位任内领导美国发动或参与过战争与军事冲突,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充满血腥的文化传统、实用主义现实要求所驱动的美国这部战争机器所致。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在短短的200年间,由最初偏居北美东海岸的13州,迅速发展成拥有横跨两大洋的50州、遍布世界的海外领地、军事基地的有强大战略影响力的超级大国。

尽管世事变迁,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但进攻精神至今仍见之于美国对外政策、主流战略思想。前美国参联会副主席威廉·欧文斯上将等在任时谈及美国对信息时代战争的态度时直白地讲过:“信息优势使美国不用付出重大代价即足以解除任何外来威胁”,“未来冲突中,美国的对手只能处于这样的境地:放弃自己的目标,否则就要接受失败。”(美国《外交》季刊1996年3-4月号)反映了当时美国军政高层心态。由此,我们对他们当时及此后在台海方向武力恫吓中国,相继在中美洲、南欧、中亚、西亚、北非发动一系列战争,就不足为怪了。中国著名战略家李际均将军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的军事思想最看重物质条件,认为只要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就能打胜仗,战略上出点问题可以用物质手段来弥补”。笔者1992年8月在《新技术革命对世界安全形势的影响》一文中曾断言:“先进的科学技术刺激了西方发达国家国力的迅速膨胀,也刺激了其中某些国家的霸权主义野心。美国想建立以它为首的一极世界……这一切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宁的一大威胁。”

美利坚固然是一个充满忧患意识、懂得反思内省的民族,各方面不同意见经常碰撞、交锋。在美国的军事扩张历史上,类似多用“软实力”、“巧实力”、“锐实力”,少打仗这类主张层出不穷,也不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詹姆斯.富布赖特、欧内斯特.海明威这样的反战人物,还有汉斯.摩根索这样的后觉者,尼克松、奥巴马等人还是靠标榜结束战争而当上总统的。美国战略理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对美国人的“世界主义”情绪提出了警告。他写道:“美国必须在它的目的和力量之间保持平衡,使它的宗旨在它的手段可以到达的范围之内,也使它的手段可以达成它的宗旨;使它的负担和它的力量相称,也使它的力量足够来完成它的‘责任’:要是不确立起这个原则,那根本就谈不到什么外交政策。”保罗.肯尼迪则在《大国的崛起》一文中指出,大国崛起应该对内给人民带来和平安全;对外带来和平与繁荣。

但美国政府和当权派对战争与霸权的反思似乎更多局限于战术层面,战略层面真正的反思难乎其难。政治上,美国对自己的私利,即所谓美国的国家利益,往往考虑得十分精明、比较周全,但军事上却时常做不到紧密有度地围绕这个目标推进,而是经常衍生出更大的目标。强烈的进攻性、对自身绝对安全的追求,是美国军事战略的本质,打着防御的旗号行进攻之实质,气势汹汹,不可一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逐步导致其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家承受能力之间开始发生错位,导致美国在战争目标、战争手段、战争节奏的掌握上,时常走极端,欲罢不能。特别在随着国力衰落导致战争承受能力日益下降的当今,美国政府又要硬着头皮打下去,造成战争烂尾工程就更不奇怪了。拿伊拉克战争来说,小布什没有秉承其父在海湾战争中有所顾忌、适可而止的战略思想,制定了推翻萨达姆政府、建立民主政权的过高战争目标,造成了目前军阀割据、民族宗教冲突不断的局面。奥巴马上台后,匆匆宣布撤军。ISIS挑战来临,为了美国的名誉,奥巴马又不得不返回伊拉克打仗,我们倒要看看美国在这里怎么收场。面对新型大国纷纷兴起,中国逐步追赶上来,自身力量相对下降的局面,为了守住“不让旧大陆出现新的支配性力量”的“祖训”,美国在战略逻辑上做不到“量力而行”,最终注定要撞上南墙。

中国固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但从深层次内涵上讲,中国人的“天下”观念更多是以中国为中心、别国为四方的文化概念,不是地理、国界、武力征服的物质对象概念;是文化的分野线,不是武力的对峙线;是展示仁爱理念、宽厚风度的地方,不是强取豪夺、盘剥敲诈的盘中大餐;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不是开疆拓土的标的。有人说中国历史缺成吉思汗,我认为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当中华民族有能力列阵驰骋全球时,总体而言基本没有靠扩张增进发展、靠军事征服拓展版图。否则,古中国早就与其他文明古国一样中断、消失了。

 

军事与政治脱节

 

三是“单纯军事观点”色彩浓厚,战争中军事与政治脱节现象时有发生。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绝非政治的中断,更不意味着政治手段的放弃。故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这种对战争目的、手段的论述是典型的军事政治仗思想。“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孙子兵法·始计篇》)可见,孙子的胜负观,则属于典型的综合制胜论范畴。《孙子兵法》通篇,处处体现着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地缘、交往等因素的一体考量,闪耀着登高望远、视野开阔的战略家的思想光芒。孙子对战争的研究,没有局限于排兵布阵、攻守进退,而是站在了政治的高度、全面俯瞰战争与和平,契合了人类战争发展的历程,经受了漫长时间的考验,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孙子是从政治全局角度思考战争的,并且这种思维方式贯穿整个战争前中后,孙子谈军事处处有政治,《孙子兵法》既是本兵学书,也是政治学书、哲学书。中国人讲“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指的是对君不瞭解战场情况的瞎指挥可以不听,而非指战场指挥官无条件拒绝政治干预。

而美国人打仗则往往出现政治与军事实质分离的现象,政治上作出打仗的决定后,文官就基本不干预了。从体制上看,美国的战争指挥链是总统、国防部长通到战区,似乎政治是紧紧控制军事的,由于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分权思想作祟,在实践上,总统一旦作出开战决定,往往就不太干预战事了,实质是政治不干预了,基本脱离了指挥链,战区司令说了算。美军条令规定,战区级指挥必须由战区的联合指挥官担任,该指挥官有权决定与战役有关的所有战术指挥与控制问题,高层领导机关不得对战术指挥与控制问题进行干预。军事有其自身运动规律,其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战胜,战场指挥官往往为了胜利不惜代价。因此,一旦失去政治层面的强力控制,军事就可能失控,走向克劳塞维茨所讲的“战争顶点”。“军事上胜利了,战略上失败了”的结局,就是这个逻辑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美国的政治体制强调军人不干政,还造成在战争的政治决断上,军人的发言权往往得不到足够尊重。更值得指出的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的地位,又使得美国的文官对美军的打赢能力盲目自信,似乎美国总统、国防部长的脑子里,多是“该不该打”的这样的政治、外交问题,很少产生“能不能打”这样的军事问题。美国固然推崇大战略,就是综合制胜论,但是,美国人的大战略更多体现在用各种手段保证打赢战争,中国则强调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决定要不要打、战争目标是什么、如何达成战争目的、战后怎么办,前后贯通,一气呵成。所以,新中国从来没有战争烂尾工程,美国人比比皆是。

有一种论调,认为美国人就是要在中亚、中东留下烂摊子,以便合情合理地呆在那里,控制那里的战略资源。这样的认识有失偏颇,实在是高估了山姆大叔的战略谋划能力。留下烂摊子固然有其战略收益,但更要看到烂到什么程度才对美国利大于弊。难道烂到北越统一越南全境对美国有利?烂到阿富汗、伊拉克战乱100年,美国在世界面前丧失信誉才有利?烂到反美政权随时可能取而代之对美国有利?“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孙子兵法.作战篇》。

美国的错误是美国的霸权主义本质和强悍性、扩张性战略文化决定的。强大必霸,美国人和西方人如此判断、指责快速崛起中的中国,但实际上这是美国、西方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逻辑,中国人追求的是和谐万邦。美国目前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是按照先有目标方向,后有战略策略,不管能力如何的思维逻辑炮制出来的,但实际推行中却跌跌撞撞、破绽百出、东边摁下葫芦西边起来瓢。当下的美国人被自己的战略思维逻辑搞得顾此失彼、豕突狼奔、难以收场。笔者断言,如果美国一意孤行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再平衡”战略,必将在该区域造成影响更大、更深远的“战略烂尾工程”:刺激区域矛盾与冲突,促使亚太国家对美国战略觉醒,加速美国衰落进程,相对促成中国的崛起,即走向美国战略目标的反面。对于缺乏历史底藴、奉行霸道政策的国家而言,胜利有多辉煌,唯心主义就会有多膨胀!在军事领域如果不思进取,上一次战争胜利的经验往往会成为下一次战争失败的教训。在国家战略领域如果缺乏反思,上一历史时期战略谋划成功的经验也会成为下一时期战略决策失败的教训。保罗.肯尼迪曾针对美国的现状指出:在国际关系史上,一场跨越国界的大动荡常常会动摇世界的根基,导致许多旧体系土崩瓦解。他认为,在这一变迁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美国,直觉告诉他,美国在2009年将衰落。

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要从中华文化,而不仅仅是从西方智慧中,多多吸取营养,包括孙子兵法、王道思想等。在合作中求和平、求发展、求进步,才是人间正道。或许美国人应当重温其前辈,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的话:“从来就不存在好的战争,也不存在坏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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