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郑永年:革命的吊诡

作者  郑永年

世界似乎再次进入了一个激进化政治甚至新型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态度,东西方表现很不相同。例如,在西方,对革命的研究(学术和政策)已经成为一门显学,主要表现为对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的研究。但在亚洲,人们对革命的研究并不多,除了那些想革命的人,革命似乎成了政治和经济精英想竭力回避的问题。


 

类似的不同,主要是东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近代以来,尽管西方世界的政治体制也是革命的结果,但发展到今天,具有了很大的能力来容纳抗争政治。革命不会导致政治方面的颠覆性变革,而影响到现存政治和经济精英的生活。实际上,民主政治既是西方妥协性政治文化的产物,发展到今天也已经成为最为保守的制度。在民主制度下,任何社会力量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维护自己的利益,一些社会力量(往往是底层社会力量)的抗议和反叛,改变不了建立在法治之上的制度大局。法治是政治和资本精英共同确立的。在法治的调节下,民主实际上表现为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的统治。政治和经济精英能够容忍社会力量的抗争,因为不管怎样的抗争,都改变不了权力和财富统治这个结构性因素。

亚洲社会则不一样。在亚洲,传统社会的革命非常简单,就是“改朝换代”,换了皇帝,革命就结束了,生活就回归正常。对大多数人来说,革命之后什么都没有变化。亚洲近代式的革命是从西方输入,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也是近代革命的产物,但在革命之后,亚洲政治和经济精英就倾向于促成社会回归传统,重新处于平静状态。同时,因为缺乏妥协性政治文化和法治传统等因素,亚洲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也非常担忧自下而上的革命,可能会促动比较大的政治变革,导致社会的无序状态,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也影响他们的既得利益。西方式的革命似乎和亚洲政治文化格格不入。如果说西方政治和经济精英用“释放”革命的能量(即容许抗争政治的发生)来预防革命,亚洲政治和经济精英常用控制革命能量的办法来预防革命。

从全球状况来看,直到今天,在革命方面,西方仍然处于攻势,而亚洲处于守势。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亚洲国家输出革命(例如“颜色革命”),而亚洲的政治和经济精英在苦苦抵御着这种革命。

对亚洲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革命并不热心,因为革命往往是换汤不换药。对主导社会的亚洲政治和经济精英或者既得利益者来说,抵御革命并非毫无道理,因为革命对他们来说包含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或者吊诡(paradox)。这里要讨论的当然是近代以来的革命,而非传统革命。近代革命和传统革命两者之间的差别在于,近代以来的革命往往是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理想为先导的,包括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社会平等等等;而传统社会的革命则是具体利益导向的。传统革命非常有限,通过革命拿到了一些具体利益之后(例如得到皇位或者一块土地),革命就中止了。近代革命则是无限的,因为革命的目的往往是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实现;价值的实现不是可以用数量来计算的,而是可以无限地进行下去。

在对待革命的问题上,人们往往侧重于革命之后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的变迁,但经常忘记去探讨革命对社会上各个个体的影响。实际上,从个体的角度来看革命,人们更能看到革命的吊诡。如果理解了这些吊诡,也不难理解既得利益者和革命者之间的斗争了。

 

革命的不同社会群体

 

革命往往包括几个主要的社会群体。第一个群体是革命的领导者,中间又可以分为两个群体,即乌托邦式的理性主义者和现实主义的理想者或者功利主义者。第二个群体是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第三个群体是革命的同情者。他们同情革命,但不见得参与革命;即使参与,也不是为了自己的直接利益,而是同情革命者或者革命者所体现的价值观。第四个群体则是旁观者。第五个群体是不参与者,既不是革命者,也不是反革命者,而是非革命者。第六个群体便是反革命者,这个群体往往是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一场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先来看领导者。革命之后,领导者群体必然分裂,就是理想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之间的分裂。理想主义者想通过革命实现其理想,而理想的实现毫无止境,因为没有任何指标可以衡量理想和价值的实现。功利主义者或者人们平常所说的务实派则不一样,对他们来说,革命充其量只是工具,是实现他们某种公共的或者个人的具体利益的工具,例如公共层面某些具体利益的实现(如土地的再分配和新制度的确立),又如个人层面,成为当权派或者得到财富等。在实现了这些具体利益之后,他们就不想再继续革命,而是想维持现状。这样,和理想主义者的决裂不可避免。

理想主义者往往下场最惨,功利主义者获得最大的利益。人们往往用“识时务者为俊杰”来形容功利主义者。当然,功利主义者也并非简单地归结为没有理想。很多功利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具有足够的现实主义感,知道现实是怎样的,知道革命从何种程度上可以改变现实,在何种程度上又不可改变现实。历史上,很多健全的制度都是由功利主义者建设而成,而非理想主义者。过于理想,反而建设不成对现实具有意义的制度。

从法国大革命到今天,理想主义者尤其是乌托邦式的理性主义者,往往没有好下场。在革命过程牺牲的往往被称为“英雄”甚至“烈士”,而在革命之后牺牲的,则往往是“人民的公敌”、“阶级敌人”、“叛国者”等等。“英雄”和“烈士”很容易理解,但后面的这些称呼往往难以理解。不过,革命之后,理想主义者成为牺牲品也不难理解。首先,这个群体在革命之后很容易演变成为功利主义者的敌人。一个不想革命了,一个还想革命。很多理想主义者都是被过去的革命战友所惩罚的,要不被流放,要不被关到牢里,甚至被处死。第二,这个群体也很快会失去社会力量的有力支持。

对第二个群体即革命的参与者和支持者来说,不能处于长期的革命状态。革命必须是有限的。革命之后,他们希望很快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这个群体原来是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一旦革命告一段落,他们中的大多数就不再支持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也因此很快就会失去社会的支持。但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会支持功利主义者的路线,并从功利主义者的路线获得利益。

 

中间群体左右革命结果

 

对第三、四和五这三个群体来说,革命或者不革命,对他们来说变化不大,甚至根本没有变化,革命对他们是换汤不换药。对同情者来说,他们尽管对现状不满,偶而会参与革命,但革命之后,很快就和其他群体一样,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对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没有太多的心理影响。尽管如此,这部分人却是左右革命结果的关键。因为其数量最为庞大,这个群体对革命支持、反对或沉默的态度变化,将直接左右革命的结果。

第六个群体,即反革命者的情况也比较复杂。他们往往是现存体制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掌权者,或者是受惠于现存体制的。在革命过程中,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会被杀,坐牢或者被流放。革命成功之后,这个群体会继续被惩罚。但如果革命失败了,他们就反过来会惩罚革命者;那些在革命过程中被反革命者所惩罚的人,则往往变成“英雄”或者“烈士”。

自近代以来,各国已经发生了不同形式的革命,但上述现象见于不同形式的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直到21世纪的今天,革命的这种性质和结局也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成为革命领袖和发动革命的方式,则发生了激进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交媒体的时代。革命所能动员的力量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很轻易地扩展到国内和国际的各个层面和角落。

在个体层面,社交媒体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革命家,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动员到相当数量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可以使用社交媒体把其理想和价值有效传达给社会大众,获得更多的同情者。在国际层面,社交媒体可以赋权革命家,超越国界去寻求人财物的支持力量。同时,社交媒体也使得革命者更具有软力量,即话语权,把一场地方性抗争和全球性的革命话语,例如民主人权等有机结合起来,把本地的抗争和全球性抗争结合起来。同样,各种全球性的政治理想或革命理念,也在积极寻找契机,地方抗争则为这些政治理想者和革命家提供机会。

同样重要的是,社交媒体时代的革命领导者和参与者,已经大大“年轻化”。年轻化是社交媒体时代革命的主要特色。之前的革命大都需要“年龄”的限制,没有一定的生活经历,很难成为革命的参与者,更不用说是扮演领导角色了。但在社交媒体时代,领导和参与革命的方式变化了,无论领导革命或参与革命,“虚拟”形式是主导的,而“虚拟”是没有任何年龄限制的。

尽管革命可以卷入千千万万的人民,但革命总是少数人的事情。不管革命的话语多么漂亮(如“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等),革命总是少数精英对少数精英的事情,也就是既得利益者和希望取而代之的人之间的事情。对被动员进入、被无辜卷入的普通社会成员来说,革命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相反,他们要承受大部分牺牲。尽管很多革命领导者和积极分子也会因革命的成功或者失败而牺牲,但普通社会成员承担了大部分的牺牲。

今天,在新型革命来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好准备。一旦革命形势形成,人人都逃避不了革命。即使人们不希望革命,革命也会找上门来。对社会的大多数来说,尽管革命经常是换汤不换药,可一旦革命发生,也不可避免地要经历这个过程。在革命面前,人们必须做一个理性的选择。但不幸的是,尽管大多数不想革命,但这个大多数往往是沉默的,结果赋权少数人革命的能力,而自己则被动地受革命的影响。这也是革命的另一个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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