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二):房价下跌 风险何在

 

金融体系风险一:房地产消费杠杆低,开发环节预售款作用大

 

国际经验表明,过度借债通常是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主要原因,而过度借债尤其是金融体系过度为房地产提供融资,在房地产行业下行过程中受到的打击最大。因此,债务水平或者杠杆水平是评估房地产泡沫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衡量房价下跌对金融稳定乃至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


      上海自贸区建设,高层不可谓不重视,即使在惜字如金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亦专门有一段进行阐述,强调“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上海自贸区建设进展状况不如人意,有关改革开放政策措施迟迟不能落地,外表的浮躁喧嚣难掩内里的苍白无力,让人难免有蹉跎改革开放之虞。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其中固然有上海自贸区功能定位过于宽泛高远原因,如金融开放作为自贸区的重点领域之一,可若仅限于离岸业务则无多大意义,而若放开利率、汇率并打通与区外联系,则无异于全面放开金融市场,金融风险能否可控殊无把握(经常项目自由兑换已经实施近20年了,资本项目何时放开自由兑换官方尚无时间表,可见决策层内心之忧),狐疑彷徨乃至于进退失据;另外也与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固守权力、不愿削权放权有关—其实这才是更根本的症结所在。

无需否认,大家都很清楚,在最高层决策与上海自贸区的具体运作之间,有一个国家监管层。产业政策方面的有发改委、商务部、工信部等,金融的有央行、证监会、银监会等,出入境的有海关、检验检疫等。按照我们国家的政府机构设置和功能定位,这些部门才是掌握行业政策主导权乃至法律法规制定权的,也是负责具体业务监管的。显而易见,上海自贸区的开放性试验,对于这些监管部门的权力地位是个巨大的挑战。上海自贸区要实现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要削减市场准入壁垒,就要从根本上改革现行的贸易、投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大幅度放开市场准入,简而言之,就是要剥夺众多政府管理部门正在行使的诸多权力。


      在新股上市停止了14个月之后,中国证监会希望借十八届三中全会之东风,对新股发行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然后重启第八次IPO上市。而这次重启IPO上市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建立起市场化的制度规则,让市场在股市资源配置的过程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中国证监会最近出台的新股发行制度改革的意见及新国九条,总体上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

但是,新股发行制度的改革方案在2013年底公布,在2014年1月开始实施,仅仅为半个多月的时间,结果是把中国股市搞得乱象频生。不仅让主板市场的股价持续下跌而让整个股市的市值蒸发了2万多亿元,而且以往股市的顽症恶习(如高价格、高市盈率、“打新疯狂”)更是变本加厉。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无论是新股发行意见的推出,还是新国九条的出台,无疑给市场带十分惊喜。当时市场上的基本共识是,中国股市制度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指引下,将把中国股市带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即深化中国股市全面市场化程度。而暂停14个月后IPO的重启,市场更是 以为给中国股市发展带来许多憧憬。

不过,实际情况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则越来越大。比如,2013年12月5日管理层宣布IPO启动开始,上海综合指数累计 下跌了10.59%(至1月10日),深圳成分指数累跌11.08%,大量的资金纷纷逃出股市。有人认为,这一波国内股市大跌很大原因是,IPO改革新方 案推出后立即公司上市立即启动。特别是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管理层就放行50多家企业要上市。市场的流动性如何能够满足这这样多公司上市的要求。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但很多人对市场的理解,还有很大的问题,这些错误的理解,已经限制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需要正确地理解市场,清理那些错误的认识。


      中国药品监管体系存在诸多“失灵”问题。首先,地方政府出于对药品生产、经营企业的“父爱情结”,使药品监管部门的公正执法、独立监管受到很多影响。其次,《药品管理法》的立法目的(监管目标)可基本归为“保障药品安全”,实践中,社会诟病最多的药价虚高问题与药品监管部门关系不大;至于保障药品高投入的回收,不但《药品管理法》没做任何规定,也难以受到药品监管部门充分关注。过于有限的监管目标,必然造成实践中的价值冲突以及无法可依的局面,使有限监管目标也无从实现。


      由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主办的“2013年清华PE金融资本年会暨投融中国高峰发展论坛”于2013年12月21日-12月22日在北京清华红杉假日酒店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在论坛中表示,注册制也会使PE的分化加剧,也会促使PE这个行业自身要重新洗牌。在实施审核制条件下,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公司弄上市,利润就是非常稳定的,现在如果真正转到注册制之后,到底你的盈利是多少,是由市场说了算,那么你对公司的判断能力,对公司未来的发展趋势,要成为关键性因素。在成熟市场,基本上一线的PE,比如说前20%的PE公司,基本上把主要盈利比如说占80%的单子纳入囊肿,而其他数目众多的PE机构只能零敲碎打做一些小项目。所以这种整合会加速,一两个小作坊式的PE做法很难持续。

以下为巴曙松发言实录:


       关于财富和文化这个命题,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仅仅从金融角度看,全球金融业在讨论金融发展时,有一些共同的规律需要遵循,特别是全球化使全球面临共同的市场,在这个市场的不同主体,在进行金融资源的配置、金融风险的定价、金融产品的设计以及金融风险的管理等方面,可以说基本原理是高度趋同的。应当说,在这些技术层面,我们有后发优势,但是在文化、制度、法治、机制等方面的学习,难度就相对较大。但是,金融业的发展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文化支持,是很难获得可持续的稳定发展的。


       不得不说,在中国,药费不仅贵,而且已经贵得离谱儿了。虽然大家知道不该用健康换金钱,可是谁又敢不拼命挣钱呢?在已经被安居、教育和养老榨干了血汗的时候,如果不再拼命一点儿,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被透支的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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