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一线城市今年能完成既定的还债任务吗?也许能完成,但前提是,继续举债。

按照各地审计部门要求,2014年,北京要偿还1940多亿,上海是2200多亿,广州按广东省标准粗略计算也有近500亿要还,均不包括利息。这些城市2013年的公共财政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结余,但土地出让金中可支配部分甚至不及还债总额的1/3。

“今年肯定是要借钱才能还债了,单纯的依靠财政收入是不可能正常支付本息的。”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朝才对经济观察报表示。

北上广如此,全国其他省市更不乐观。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这种对财政的认识超出了原有的经济学框架,达到了一个新的认识高度,具有深远意义。


      2013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7.7%,GDP规模达到56.9万亿元人民币,比2012年增加近5万亿元,这一增量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在严峻的内外环境之下,取得这样一个结果十分不易,保持政策定力十分不易。未来几年,仍然需要稳住阵脚,有所作为,坚持创新宏观政策调控方式,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增长,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必须承认,潜在增速下降是经济规律,政策选择不应逆势而为,不应盲目追求"高速"。从历史上看,几乎所有国家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会出现增长放缓。根据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的统计,二战之后,经济在7%以上持续增长25年的经济体仅有13个,除去博兹瓦纳、马耳他等国家,真正做到持续高增长的仅有中国、巴西、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中国台湾等。中国既是其中体量最大的经济体,又是持续高速增长时间最长的经济体,保持7%以上的增长实属不易。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转型的核心就是增大国内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占总投资和总消费的比重。这其中,居民潜在消费需求如何释放,并使中国最终走向消费大国,就成为转型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1]

哪些因素阻碍了潜在的消费需求变成现实的消费?对此,经济学视角的讨论很少注意到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忽视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不大关注社会体制变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社会政策研究者亦极少参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讨论。

然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社会政策的重要性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日益凸显。在经济生活日益市场化的时代,社会保护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民众防范与应对负面风险,从而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卡尔·波拉尼曾经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两种制度建设交替推进、相互促进的双向运动。前者可以简化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后者一般被简化为社会制度的建设,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以及有关社会事务治理制度安排的建立。[2]简言之,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意味着市场化进程与社会保护体系发展的协调发展。


    “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在任何一个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经济体中,居民部门都是财富创造、分配和使用的主体,他与宏观经济中的其他各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其资产负债的存量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居民部门的净资产又是宏观经济的一道重要“护城河”,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表现的尤为明显。本系列专栏提出了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方法(是国家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一个构成部分),对2004-2012年中国居民资产负债表进行了估计,并对其演进情况进行深入分析。本文是第一篇,主要呈现数据要素,揭示总量和结构的基本特征。


      自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引发了各界的广泛关注,甚至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之一。12月30 日审计署公布了债务审计数据,从数据来看,风险确实可控。但沿用所谓的国际警戒线来判断债务风险在安全范围之内并非总是靠谱,这本身就有风险。在欧债危机发生过程中,有的国家赤字率、债务率并不高,都在所谓的警戒线以内,但很快也发生了危机。这说明从债务风险到债务危机存在突变现象,并非总是存在一条平滑的风险曲线。就像是烧开水,在有的地方并非都要烧到100度,也许只要70度,水就开了。从债务风险到债务危机,没有放之四海而准的规律可言。债务风险来自于体制。我国存在“风险大锅饭”体制,导致风险扩散。这个体制就像是韭菜的根,任凭怎么割,总是会不断地长出新的韭菜来。

2004年本人写过一篇关于“风险大锅饭”的论文,总体来看,并未过时,仍有现实参考价值。故录于此,供大家参阅。此文曾经发表在《管理世界》。


    ■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经济危机再次彰显了资产负债分析的魅力。而中国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资产负债表冲击。一方面,企业债务、各级政府债务不断攀升,其严重性已经达到可被居心叵测者利用的程度;另一方面,货币和信贷供给巨额扩张,但实体经济仍然感觉“贷款难,贷款贵”。编制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首先做到“心中有数”,显然是回答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基本结论:其一,中国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于2007年~2011年间呈快速扩张之势。在融资结构中对负债的依赖加强、债务风险上升;其二,主权资产净值始终为正值且呈上升趋势,表明近期发生类似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风险极小;其三,中国的全社会杠杆率虽高于金砖国家,但远低于主要发达经济体,总体上处在温和、可控的范围内。

■通过对国家及部门资产负债表的研究,我们认为,应将促进发展方式转型作为实现国民财富持续积累、各经济部门协调发展以及应对资产负债表风险的根本手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内容,无论从所涉及的内容还是金融改革的重要性来说,虽表面上看与其他行业比颇为逊色,但这并没有减弱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因为,一是前不久国务院已出台的金融改革“国十条”,其内容覆盖广泛,而《决定》所列举的项目是在此基础上的强调与深化;二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相比,永远是从属的。金融业的发展永远不能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实体经济是金融业发展的基础;三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如何从遗留的计划经济向成熟市场经济转型。这点也是《决定》深化改革的核心所在。

无论从现代文明史还是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来看,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本动力之一。可以说,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与繁荣完全是建立在创新金融产品(住房按揭贷款及住房预售制)的基础上。此外,金融资产在国民财富中的比重,实体经济也是望尘莫及。但即便如此,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是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它所积聚亟需改革的重大问题更多。只有进行重大体制改革,国内金融市场才能有效的配置资源。


      新型城镇化成为未来中国经济获得新增长动力的关键,《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1—2020年》规划提出了“城镇化将在未来10年拉动40万亿投资”。这进一步激发了业界对“新型城镇化”的期待,新型城镇化必将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投资机遇,在新型城镇化政策下,新兴产业如何突破与创新,促进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

“新城镇化”下,产业如何传承本土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新城镇化”开局之年企业经营理念如何转变,以融入城镇化发展? 2013年3月28日,“产业先锋论坛”系列之“新型城镇化下的产业发展”,邀请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发展战略处处长高辉清为大家解读。


      经三十年的繁华与落寞,中国经济正处于一场大变革的前夜。现在的中国经济就仿佛一座漂浮在汪洋中的冰山,过去三十年积聚的顽疾看上去依旧牢不可破,但在冰山深处裂纹已经开始慢慢扩散。不久的将来,也许就在2014年,我们将听到冰山碎裂的声音。

从内部看,储蓄率下降、投资率居高不下的现状短期难以改变,明年国内利率仍将维持较高水平,信用风险、房地产风险、地方债风险一触即发。从外部看,美联储QE退出恐引发全球资本流向逆转,新兴市场可能陷入新一轮动荡。

但与此同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资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对外开放体制改革、土地改革、人口政策调整、城乡管理体制改革、金融改革将加快推进,以改革和转型的热量融解冰山之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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