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朱恒鹏

朱恒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高级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地西方理论研究室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1999.7――2006.7 )
北京科技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1987.9――1991.7)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计划与管理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4 .9――1996.7)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6.9――1999.7)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1999 .7――2001.7)

      【背景】2013年1月11日,央视《焦点访谈》节目首次以暗访形式曝光广东省高州市人民医院医生收取20%的药品回扣。节目播出后,高州市成立调查组,并向社会通报,初步查实有10名医生收取回扣。

3月29日,《焦点访谈》再次播出《再问药品回扣》。节目称,药品回扣涉及到的医生并不在调查组公布的10人中,并且涉及到的医院也不仅仅是高州市人民医院。”

就在2010年,该院业务收入超过5亿元,净结余超过6000万。时任高州人民医院院长的钟焕清曾缔造了轰动一时的“高州模式”——作为一家县级二甲医院,该院医疗技术和规模实际已达到三甲医院水平,但同种疾病的治疗费用比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低一半。钟焕清的主要秘诀是“去行政化”,同时严格杜绝医药回扣。 2011年4月份钟焕清被调离,高州医院从此“回归主流”。

医院药品回扣屡见不鲜,根源何在?回扣事件与高州模式之间有何逻辑关系?


      “医改”,涉及到中国13亿人的切身利益和幸福安康。

然而,当新“医改”已经迈向第五个年头的时候,我们遗憾地发现,中国距离病有所医这个质朴而美好的愿望依然还有太长的路要走。这不仅表现为医疗资源和服务供给能力距离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缺口,更重要的是,在有限医疗条件下,城乡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的资源配比结构上的失衡仍然严重。

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在公共服务领域显得尤为鲜明。当多数学者和意见领袖还在为城乡之间巨大的医疗条件差距奔呼的时候,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即使在一座城市内部,医疗资源的配置也重点流向了公立三甲医院,这不仅使得医院与患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供需错位,同时也带来了人为的权力寻租空间。而这样的矛盾将在中国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被放大,并可能影响到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和居民幸福指数。

因此,城市的医疗困境同样亟待破解。


       三中全会的决定给我们一个很明显的看法,不是回归公益性,回归政府主导,而是大家最欢迎的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整个社会的大势。但要防止国企、地方政府等中间执行层阳奉阴违,这是上下配合的事情。(第二十四届中国医药产业发展高峰论坛)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我对三中全会决定的一些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决定?大家注意这个话,总书记在今年的二十国集团第八次峰会上讲,既是对外讲也是对内讲。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今后再难有8%以上的增长速度了,因为再不改革就要出事。既往三十五年高速增长,是人口红利和金融深化与全球化这两架马车。全球化红利正在消退,欧美国家开足马力印钞票借钱,高福利使得过去十年的确取得突破性增长,但是现在也不行了。这三架马车已经有两架折了,还要维持一个基本的7%到7.5%的增长速度,如此高的增长速度,是为保证每年新增八百万到一千万的就业机会。

为什么讲改革是最大红利,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红利?既往三十年高速增长,人口红利是一个基础,国际市场是一个外敌,最根本的就是改革开放,说到底一句话就是“放开”。改革开放是什么,老百姓说这个我要干,如果不干我饿死了,也就是说我要承包,中央政府一看没办法,好吧,你包吧。两千万知青回城,国有企业解决不了就业,有人说我要摆地摊,一看没办法就摆吧,我希望修修雨伞,你去修吧。这个过程是不断放开的过程,同时不断恢复每个人天然具有的权利,同时利用这个权利获得新的财产和能力进行确认。公共财政神圣不可侵犯,一定要把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放在同等的地位,就会有人觉得不神圣了。

但中国走到今天有一个困难,传统上维持高就业,高增长是靠工厂,税收和就业来得快,但需要高能耗,高污染,所以到今天已经走到头了。另外对外国际形势也极为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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