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纽约时报:南水北调的困境

作者 

中国,丹江口——中国北方正命悬一线

千里农田旱魃为虐。戈壁荒地向南蔓延。黄河,作为中国文明的发源地,已经被污染殆尽无法饮用。百万人口的特大城市数量激增——仅北京人口就有两千两百万,天津则为一千两百万——已经使得蓄水土层几千年来储藏起来的地下水干涸。

中国政府的解决方案是典型的中国式做法——宏伟且昂贵:每年从中国的另一条重要水系—长江中调运至少6万亿加仑的水至千里之外,以解北方平原四亿四千万人之渴。


从左至右依次为西线,中线,东线。

 

这一伟业名为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国同自然的较量中最显雄心壮志之举。这一工程差不多相当于从密西西比河调水来满足整个波士顿、纽约外加华府的用水需求。而620亿美元的工程造价,是全世界最大水利工程三峡大坝的两倍之多。上个月中国官方承认三峡工程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南水北调工程也没好到哪里去,巨额成本、环境影响以及为了发达城市中的居民而牺牲相关省份低收入人口的利益,使得这项工程在质疑中越陷越深。

工程将建造三条人工运河来从长江中调运南方珍贵的水资源,而南方本身也正遭受越来越多的旱灾之虐;正在经历的旱灾为五十年所未见。这一工程的人力耗费同样惊人——在工程的中段,即从湖北省的一个巨型水库开始蜿蜒至八百英里之外的北京这一段,大约三十五万村民正为了给人工运河让路而移居。他们中的许多人被安置在远离家乡的地方,所得的补偿田地也非良田;在湖北,成千上万的人们被移至一所废弃监狱的空地上。

”看看这片没有人烟的黄土地吧,“67岁的驼背老妪李佳英(音)手拿镰刀一边抱着一捆生火用的枯树枝一边说道,她正向新家蹒跚着走去。”我们的老屋子压根就不在工程淹水的地方里头啊,可还是叫我们走。没人想走的。“

2011年春天大约有15万人因工程而迁居。而最终的数字远不止于此。

一些中国的科学家表示这样的调水工程有可能会破坏南方水系的生态平衡,并退化成像黄河一样失去作用。他们还表示政府忽视了对工程影响的调研。美国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前车之鉴。20世纪初的时候因为建设洛杉矶的需要,人们从欧文斯河中调水,结果便是加利福尼亚的一些湖泊遭到了破坏。

说回到这里,湖北省会武汉的中国科学院地理学家杜云(音)表示,如果南水北调工程对汉江(长江的支流,位于工程中线起点)造成了破坏,湖北省将有超过1400万的人口受到影响。

北京和天津以南的各省官员们私底下也并不支持这一工程,并且在水价和补偿金问题上讨价还价;自2008年九月以来,为了向工程中线”紧急“补充,河北地区的四座水库中向北京输送了7.75亿立方、也就是2050亿加仑的水,缺水大省河北省的官员们对此非常失望。

京杭大运河是一条供驳船行驶的古运河,而工程的东线就沿着这条运河而建。工程监督者已经发现从长江运输到天津的饮用水已经遭到严重污染,为此已经建造了426座水处理厂。据官媒新华社报道,工程50亿美元成本中有44%都用在了水污染防治上。工程中线汉江的水源相对更为清洁。但是,主要的运输水道在到达北京之前,需要穿过中国工业腹地的205条河道。

“水被运输到北京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是否可以安全饮用,”环保人士戴卿说道。戴曾撰文批评三峡工程。

“我认为这一工程是极权统治的产物,因为这是对一部分人资源的掠夺”,戴女士补充道,“我坚决反对这一工程。”

戴女士和一些中国学者表示政府应该在控制北方城市人口和鼓励节约水资源上多下功夫。

这一工程的官方网站上写道,调水工程“将成为缓解目前中国北方水资源危机的重要且基础的设施”,并表示他们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中央政府和国务院(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内阁)前环境保护和水资源管理官员王建也认为这一工程“带有巨大的风险”,但是他还表示,考虑到目前水资源短缺的严重性,我们别无他法。

工程中线于2014年开始主干部分的运营,而东线则在2013年年底投入使用。各线路原本计划在2008年夏季奥运会结束时就投入使用,但是因为问题不断而受阻。

调水工程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当时毛泽东说了句“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一点来是可以的。”

干旱,涝灾,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循环,因此,对水的控制是中国统治者的重要课题。历史上的帝王们曾试图通过诸如大运河或者都江堰之类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来使他们的统治更加名正言顺。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最初研究之后,政府直到九十年代才重新重视起这一工程,当时中国经历了严重的干旱。2002年,国务院给工程中线和东线的开工亮了绿灯;而位于海拔10,000至13,000米、穿越青藏高原以灌溉黄河流域的西线工程难度太大,目前条件还不够开工。

天津的官员并不相信东线的输水能力,因此正在寻求海水淡化来作为替代方案。规划者们对于中线抱有更多的期望,尽管这一块的工程难度更大——水道的建设完全是从设计草稿开始,没有任何基础,由于没有向大运河一样的现有水路,因此输水的道路上需要建设1774个运水工程。

在中线的起点,位于汉江的丹江口水库水位上升了43英尺,达到558英尺,这样才能由高至低顺流到北京。政府表示由于水位上升,以及要对水土流失采取措施,需要将130,000名农民从水库区域迁居。类似的迁居正在主水道经过的四省份中继续上演。

大约有1,300名青山镇的居民被迁移到了襄北农场,一个曾是监狱的地方。这些居民现在住在他们被废弃的故居125英里之外的一排排黄色混凝土房中。政府还在这一安置点中挂上了标语:“此地土地肥沃,灌溉设施完备。”

但农民才是更了解实情的人。每个人按计划都会无偿得到一小块耕地,但是这一地区的耕地是出了名的贫瘠。人们对政府的补偿同样不满。政府在对他们的老房子估值时压了价格,结果他们不得不自己再掏上数万元来买新居。

“这里压根什么都没有,”57岁的黄救国(音)说道,“也没有企业,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了都没个工作的地方。”

去年十一月,潜江市数千名安置点的居民封路三天以抗议粗制滥造的住房和得到允诺却没有拿到手的补偿金。官员们命令警方驱散集会,冲突造成了人员受伤,一些人被捕。

不过,和这一工程的更为严重的后续影响相比,强制迁居就相形见绌了。

“我们觉得我们仍然没有弄清楚这一工程将对环境、生态、经济和社会造成怎样的大规模影响,”武汉的地理学家杜先生表示。杜先生又谨慎地加了句他并不是特别反对这一工程。

对湖北人民来说,问题的关键是作为农业和工业生产枢纽的汉江是否会成为保住北方的牺牲品。

在中科院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杜先生和另外两位作者做了估计,认为南水北调工程将使汉江中部和下游支流流量大幅下降。“将成为水污染预防和生态保护的绊脚石。”杜先生表示,尽管这份研究在2006年就完成了,但是政府并没有因此改变原计划。

中央的规划者们根据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期汉江水量的计算来得出需要调运的水量;从那以后,水量下降,这和长期的干旱也有关系,但是规划者们对此没有做任何调整,杜先生说道。调运的水量超过了年均水量的三分之一还多。杜说:“这将会给汉江造成巨大的破坏。”

汉江面对的考验已经非常严峻了——工业污染排放越来越多,企业挖沙来满足临近城市建设的需要,藻类更是在江中泛滥。调水到北京将会使汉江面临更大的压力。“如果水质无法得到有效的改善,那么水生生物的数量将进一步下降,”杜先生和他的同事如此写道。

从汉江中调水需要更为复杂的工程来提高水位。一边从长江中调水到汉江,另一边从三峡大坝水库中调水到丹江口水库。

南方的政府官员们非常敏锐地意识到了汉江即将面临的变化。环保宣传组织“绿色汉江”的负责人赟健力表示,在襄樊,官员们已经关闭了诸如造纸厂类的一些小工场,并强制要求其他工厂使用非污染的材料。“当地政府对汉江非常上心,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影响非常重视。”

而政治上的斗争是显而易见的。身为省政协委员的杜先生表示湖北省的官员们经常同北京的官员们就补偿金问题进行谈判。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央政府提出了当时价值五亿美元的一揽子水利工程项目来帮助湖北。在几轮谈判之后,如今的辅助水利项目议案已经估值超过十亿美元。

 

北方的用水需求不会减少。根据中国日报刊登去年十月刊登的一篇侯东敏(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发展研究学者)著的文章,农村移民意味着北京人口将以每两年一百万的速度增长。“而随着水资源的不断减少,北京将无法容纳更多的人口,”侯先生说道。“相反的,北京应该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来控制人口,哪怕无法减少的话。”

北京的人均可用水量为100立方米,也就是26,000加仑。这差不多是联合国规定的长期缺水标准的零头,后者为人均1000立方米,即260,000加仑。

前官员王先生表示,在国务院关于北京的2020年前发展计划中调水工程已经被默认为将会生效,发展计划没有考虑水资源更少的情况。

城市规划者们眼中的北京是一座拥有众多高尔夫球场、到处都有游泳池、附近设有滑雪场的城市——一座按照西方模式设定的城市。

“相较于通过运输水来满足城市不断增加的需求,我们应该做的其实是根据水资源的多少来决定一座城市的发展规模,”王先生说道。“但人对于发展的渴望是没有尽头的。”

 

本文原载于The New York Times。译者/酱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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