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南都评论记者李靖云 实习生李宇轩 张旭

编者按:2012年是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实行30周年,也是中国第一部共和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一百年。这一百年对于中国而言是追求民主与法治的一百年,通过宪法确立民主与法治的根本基石,在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共和政治机制,展开政治生活。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荒诞之后,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制定宪法,从国家主席抱着宪法含恨而终,到三十年前广泛讨论重订宪法,中国三十年的迅速发展变化已经说明这一选择的正确。自1982年之后,宪法经历过四次修订,走向宪政之治的方向是清晰的、一贯的。如今这条道路已经走了三十年,所谓三十而立,审视过去的道路,明确未来的方向。为此南都特地推出82宪法三十周年系列专访。

所谓宪法就是所有法律的母法,现代法治的基本着力点在于宪法的母法发挥作用。宪法象征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法统,国权与民权的根本维系。从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来看,能否形成良好的法治秩序,保持法统的连续和权威往往是一国成为法治强国的基本所在。中国近代一百年来追求法治道路几经坎坷,法统本身多次被打断,但是寻求良好法治秩序的梦想一直没有断。那么这一进程究竟是怎么展开的。南都专访了北京航天航空大学法学院高全喜教授,他的新著《现代中国的法治之路》,对这一问题做了系统的探讨。


      最近很多人在议论,李嘉诚正在非常明显地减少在内地的投资,并舍弃在香港的资产,逐步加大向欧洲投资的力度。尽管李超人自己是否认的,但是他实际所做的行为策略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减少在香港的投资,我觉得比较好理解。香港能够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殖民带来的法治环境,和当时内地不开放,市场的红利转移到了香港。现在随着内地的持续开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市场交易中心的地位会越来越薄弱,可想而知香港的资产也确实会出现贬值。

而李嘉诚减少在内地的投资,很难用简单的经济规律来分析,有些人说李超人是去抄底欧洲,看空中国,大家似乎也把这个当作一个信号。但是,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时候,难道内地就没有风险吗?那时候的前途可以说更难预测,经济和政治上的风险都更大,但那个时候为什么李嘉诚坚定地投资于内地呢?如果李嘉诚经营的是品牌型消费类企业,比如他是全聚德的老板,把投资带到海外去,把店开遍全世界,这也好理解。但他旗下的长江实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投资产业,现在的投资也主要在公用事业领域,即使现在欧洲是经济低谷,但是以欧洲的公用事业建设水平跟中国公用事业发展的欠账相比,其实中国的公用事业建设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都还有很大空间,为什么李嘉诚在这方面更加看好欧洲?毕竟欧洲的公用事业体系已经比较成熟,更不要说那里劳动力的成本,特别是工会势力之强大、工资之高。李嘉诚在香港已经被工人运动弄得焦头烂额,去欧洲怎么搞得定呢?我觉得一个了不起的投资家一定有他综合的权衡。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当目前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处于两难局面,法治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宪法行政法研究室主任周汉华,一窥“法学人眼中的法治市场经济”。


       【财新网】(记者 任重远)中国在司法审判制度方面可能面临着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就是在重申审判独立原则的同时,将它拓展、深入到了法官独立层面。这是自1949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一个变化。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季卫东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季卫东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中,重申了“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司法独立原则,并通过对审判组织的改革,将其拓展、深入到法官独立层面,不再只是法院系统不受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意义重大。

在季卫东看来,除实行法院系统省级以下人财物统一管理的去地方化举措外,《决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改革行政色彩很浓的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的办案责任制。这中间特别强调,要由案件的审理者来进行裁判,裁判者进行负责。

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法官独立原则,也是建立案件审理责任制度的基础。在审判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不清楚谁是案件的最终决定者,也就没法追究他的责任。

那么,司法独立、法官独立之后,又该如何解决对司法腐败的担心呢?季卫东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司法公开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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