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背景因素,也就是初始条件

    置身今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与既定历史时刻,围绕着执政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文本来探讨“法制经济”、“法治国家”的可能性和可欲性,则下列四个背景因素或者初始条件,尤需留意。

第一,当今中国依然笼罩于“党国一体”的基本体制之下。也许,已然不能说这是极权体制,但是,的的确确,至少,它是不折不扣的威权体制,是后极权时代的全能型威权体制。可能,在极权与民主之间,堪为过渡形态,有时往那边靠靠,有时朝这边拢拢,端看情势和心智。在转型的意义上,所要努力争取的就是让它朝这边拢拢,而非向那边靠靠。其间,“七人寡头”堪为纲领,其核心更是“党政军一把抓”,经由各种协调性“小组”分抓党国大端,而造成了一种“小组治国”的政制态势,而蔚为核心之核心也。置身转型时段,其为贵族寡头制,还是一种贵族民主制,抑或全能型威权与元老院政制的结合体?可能,见仁见智,但其距离立宪民主体制尚远,则可肯定。


引言

1879年,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HenryGeorge)出版了一本书叫《进步与贫困》,揭露了美国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社会上人普遍能够感觉到社会在进步,平均生活水平在提高,可是很多人却感觉到自己越来越相对贫困。

这看似一个奇怪的悖论,事实上,这个问题几乎伴随着所有的现代社会,尤其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因为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会拉大贫富差距,使得掌握资源的阶层与没有资源的阶层之间出现巨大的鸿沟,导致资源越来越向少部分人群集中,最终形成了寡头社会。

然而,对于当前经济迅速发展、科技迅速变革的中国来说,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那么如何实现让社会发展的福利,科技进步的成果让更多人分享,是当今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国际秩序面临的重要问题。

这就需要民主化过程,事实上,"民主化"不同于"民主",民主指的是一种多数民众的统治,而"民主化"指的是原先由极少数精英掌握的资源为更多民众所享有。最典型的就是19世纪英国的议会改革,通过财产审核来扩大选举权,让原先贵族垄断的选举权,逐步为新兴富有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所分享,从而比较平稳的实现政治民主化。


作为政治转型支点的司法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重组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一个关键。

把司法改革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切入口,并非某个人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既然改革开放已经到达一个崭新阶段,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就势必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为此,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行政部门对微观事务的干预,改变以“事先审批”为基本特征的管理方式。在取消审批的地方,市场机制将发挥调节作用,但也很容易导致被放任的自由以及力量对比关系决定一切事态。针对这样蜕变的可能性,必须通过明确的游戏规则来保障竞争的自由和公正,并对脱轨行为进行“事后矫正”。因而,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时,政府的权限不断削减,相应地,法院不得不扮演起更加重要的角色。

市场竞争机制必然促进社会的功能分化和阶层分化,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导致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政治格局。在这里,各种诉求的表达、协调以及凝聚共识就成为治理的基本任务,而国家权力只有保持中立性、客观性才能为不同的利益群体所共同接受乃至信任。为了避免政府与某个集团勾结在一起或者占优势的群体倚强凌弱,法治就成为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民众将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任何个体或团体都不得享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为了确保法律的执行不偏不倚,民众还将要求司法独立、程序公正以及辩护权的充分保障。由此可见,在争执的两造之间处于第三方地位的法院,理应成为最典型的中立者、最理性的判断者,理应成为宪法和法律最直接的实施者、最可靠的守护者。


    摘要:基于对西方法政思想史的考察,可将法律与权威的关系问题总结成三类,即关于权威的政治理论、哲学理论和法学理论,并由此依照政治宪法学方法重构出宪法的三重权威问题:政治理论中的宪法权威问题乃是国家理性问题,它包括权力理论和安全理论;哲学层面的宪法权威问题乃是国家正义问题,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革命的自然权利和政治正当性意义上的同意问题;法治意义上的宪法权威问题则将政治理论中的国家理性转换为法学范围内的立宪的国家理性,同时寻求将革命性的国家正义的诉求转化为“宪法政治”。中国现行宪法以人民主权的权力构造奠定其国家理性意义上的权威,以人民的正当性和革命的历史正义奠定其国家正义意义上的权威,未来当寻求宪法权威的法律拟制,以最终成就一种立宪的国家理性和法治意义上的“宪法政治”。

关键词:宪法; 权威; 国家理性; 政治正当性; 宪法政治


按:虽然2014年3月21日发生的平度守地村民火灾死亡事件有其自身特点,但也是近年来中国农村征地问题的一个缩影。对此,我们还需要从中国土地征收制度上分析原因。

据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农村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从1999年至2011年对中国17个农业大省和自治区的地权调研数据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43.1%的中国农民经历了至少1次征地,而在17.8%的征地案例中,被征地农民反映地方政府采取了强制征地拆迁的手段。有12.7%的失地农民没有得到任何补偿,而9.8%的失地农民虽然得到了补偿承诺但还没有收到具体的金额。

这一调查显示,农村土地征收是涉及到亿万中国农民生存权利的重大社会问题。所谓生存权利,按照中国已经批准的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1条第1款,主要指“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与生存有关的权利还包括该项公约所规定的其他经济和社会权利,如工作权(第6条第1款)、社会保障权(第9条)等。本文以被征地农民的权利为出发点,从宪法角度考察中国农村土地征收的困境及其背后的各种原因。


    6日下午,全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会,邀请周伯华、厉以宁、陈锡文、杨凯生、李彦宏等就“深化改革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相关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新华网记者提问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农村集体建设性土地可以和国有土地实行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包括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慎重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改革试点。请问今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会如何推进?另外,我们还想知道这种改革的推进会对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何看待去年深圳等地探索的农地入市的问题?


1. 法律人的豪言壮语

 

进入中国政法大学之后,每个学生都会感受到话语的分量, 如:“一生一世法大人”—一个有关人和机构依附关系的隐喻;又如:“本校是法学教育的最高学府”,一个有关自己和同行关系的自我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本科学生的入学誓词是一个典型的拔高法律人形象的话语:

“当我步入神圣政法学府之时,谨庄严宣誓:

我自愿献身政法事业

……

挥法律之利剑 持正义之天平

除人间之邪恶 守政法之圣洁

积人文之底蕴 昌法治之文明”

在这里,法律代表着正义、法律人就是(或者应当是)正义使者,“利剑”、“天平”具有强烈的符号色彩,话语背后的权力跃然而出……。如果法律真是一柄利剑,那么,持剑武士和剑锋所指的人不会是同一人。然而,现实并不像演绎推理那么简单。


    从国家秩序演变的角度来观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有个耀眼的亮点,这就是司法改革。可以说,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鲜明旗帜之下,新一轮的司法改革正蓄势待发,矛头直指现行体制的根本弊端。


      我们讨论法治问题,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是经过35年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形成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特别要求以规则来改变治理方式。当存在竞争的时候,竞争能不能有充分的自由度?能不能公正地进行?在进行投资、交易的时候,能不能对自己行为的结果产生明显的预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法治是由市场经济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另外,个人权利在中国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特别是《宪法》规定的人权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强调法治,否定人治,是基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

这两个原因是我们推动法治非常基本的动因。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国家权力被滥用,被任意行使。它导致市场的竞争机制被扭曲,导致个人的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我们谈现代法治,最根本的是对国家权力、对政府的权力进行限制,要求政府和普通公民一样共同遵循法律的规则。

由于在推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我们根据市场经济的需求,对权力进行限制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这也是20世纪一直困扰中国人的问题——改革与整合。我们需要改革,但如果举措失当,社会可能陷入分裂,可能没办法整合。但如果过分强调整合,社会可能就没办法进行改革。


    摘要 法治改革与法治建设具有全局性、关键性、战略性意义,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在全部领域的改革中,法治改革先行是其他领域改革能够规范有序实施、最终实现改革目标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人们的目光主要投放在经济领域的改革上,法治改革的步伐及具体法律的制定严重滞后,实质法治更为滞后。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市场经济无法长期良好运行,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完善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中,迫切需要以法治凝聚改革力量,以此形成“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联动的改革势态以及最大公约数的改革共识。

关键词 法治 市场经济 改革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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