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赵汀阳:双票民主与反票数公议

作者  赵汀阳

1.民主不是价值

自由和民主往往并称,但其实南辕北辙。自由的目的是解放个人,使个人免于他人尤其是免于政府的强制干涉和迫害,这个现代的第一成就具体落实为界定了个人自由的个人权利。民主则是现代政治得陇望蜀的第二步。人们不仅希望免于强制,进而还希望当家作主,人民不仅想要政治权利,而且还想要政治主权,想成为统治者,所谋者大。现代人最喜欢把自由和民主一起颂扬,其实两者的境界相差甚远。尽管自由尚未完善,但即使是不完善的自由,也要比民主更具政治正当性。事实上,单就民主本身而言,根本就没有正当性。假如人多等于道义所在,那么有理就等于声高。自由意在保护个人,民主则试图支配他人。凡是试图支配他人命运的事情,其政治正当性就总有严重疑问。就像专制是对他人的支配,民主也是对他人的支配,以人多去支配他人,正如以强力去支配他人一样无理。就德性而论,以多为胜甚至不如恃强凌弱体面,因为“多”不算本事。


    柏拉图以来许多最杰出的思想家都质疑民主,他们有可能什么地方想错了,但决非无理之论,他们对民主的怀疑至少比今天世上流行的对民主的盲目和过度颂扬更为深刻。这里需要思考的是,尽管民主漏洞百出,从来无法自圆其说,尤其非常容易威胁到公正、自由、和谐、秩序、卓越美德等等这些对于人类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价值,可是在现代社会里,民主却作为时代最强音而胜出,比以上各种最重要的价值都更为耀眼,这就是个问题了。

民主往往被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核心价值,这是错的。民主根本不是价值,而是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一种公共选择策略,民主的本质是终结分歧——但决非解决了分歧——而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操作,总之是一种技术性手段。民主所以容易被误认为是一种价值,很大程度上与它假定的人民性有关,就是说,民主被认为代表了人民。可问题是,作为整体的内在一致的“人民”概念是无所指的,事实上的“人民”并不存在,根本就没有具有一致性质的那种“人民”。如果“人民”不存在,那么民主代表的是谁呢?奇怪的是,人们似乎不愿意去反思这个事实。真实的情况是,社会中存在的是各种利益集团,人们分别属于不同的利益集团。因此,民主是一种假冒的公共选择,其真实的深层结构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一种非暴力的争权夺利形式,它把传统的你死我活的暴力争夺方式修改为你输我赢的非暴力比赛方式。

 

2.民主反对了什么?

 

与其提问民主代表了什么,还不如提问民主反对了什么,这才更能看清楚问题。按照民主的逻辑,民主至少反对了这样一些事物:(1)公正的规则,因为民主是偏心的;(2)公共事业(public),民主考虑的不是社会一切成员(the public)的利益而是大众集团(demos)的利益,除非公共事业碰巧有利于大众集团;(3)个人自由,民主为大众集团谋利而侵犯个人自由;(4)卓越事物,比如高贵、高尚、高深的思想和文化,因为卓越事物限制了大众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一种政治是否公正而具有正当性,要取决于这种政治是否惠及所有人,是否能够促进有利于所有人的普遍价值。这一要求对于民主政治来说显然过高,因为民主在理论上注定了有利于多数人集团而非所有人,而更糟糕的是,民主在实践上往往只不过有利于多数人集团的政治代表们而非多数人,或者说,民主这种群众运动的胜利果实通常归于群众领导而不是群众。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民主都没有价值优势。如果民主有什么优点,也与道义无关。如果民主显得好像有些道义优势,完全是与专制对比而被衬托出来的。柏拉图等希腊哲学家早就发现,民主确比坏的专制好一些,但这并不意味着民主是好的。群众总是按照利益去思考,他们在算计自己的利益上大致不差,但让群众为国家做主则是危险的,因为思考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需要更大的眼界。柏拉图相信,具有智慧和公正的卓越美德的人才能够按照原则去思考,才能够发展各种美德和好生活。从现代观点来看,专制无法在制度上克服政治偶然性,无法保证不出现暴政和奴役,圣君可遇不可求,因此,专制肯定不是好的选择(海耶克、波普尔、柏林都论证了这一点),而民主虽无美德光辉,但据说能够杜绝最坏的政治状况,因此民主被认为是“最不坏的”制度(这个说法是现代人在玩弄措辞,柏拉图会更实诚地说,民主是“其次坏的”制度)。除非能够证明每一种现实可求的政治制度都非常坏,才能使民主以“最不坏”制度获得相对道义优势,但要证明这一点恐怕无望。

民主的一个致命问题是,民主与专制一样都伤害某些人的利益,而且同样没有正当理由。要证明多数人伤害少数人好过少数人伤害多数人,恐怕太难。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专制总是迫害多数人的故事其实也不太真实,这种故事违背政治博弈的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专制采取的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而迫害少数人的政治策略,因为这样的博弈策略才能够获得更多人民的支持而巩固统治。只有不可理喻的暴君才会昏到搞成众叛亲离,或者只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专制政府才会狗急跳墙与多数人为敌。按照理性人假定和博弈规律,无论民主政府还是专制政府,明智的统治策略都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触犯众怒是很冒险的,而暴政更是最失败的政治策略,除非疯了,没有人会采取自取灭亡的策略。因此,在正常情况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政府都更可能选择损害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这才是真实故事。当然,关键问题不在于专制和民主何者伤害的人数更多,而在于伤害是否具有正当理由。专制以权力去害人与民主以票数去害人都同样缺乏道义理由,这才是问题所在。

如果一种政治制度偏离了对所有人同样有利的普遍价值,就不是一种好制度。何种行为是否体现了普遍价值,或者,何种价值是否是一种普遍价值,有一个或许最好的检验原则:普遍模仿原则。它意味着:(1)当一个行为策略s被普遍模仿,s就被推广为任何个体之间的对称相互关系,无人能够独自幸免于难,也无人能够独享其成,既没有人能够排斥他人同时受益,也没有人会单方面受害;于是(2)如果s由于被普遍模仿而导致玩火自焚自取其祸,导致每个人利益受损,s就显然是坏的,而如果s被普遍模仿而使每个人获得利益改进,则显然是好的。其中道理是,只要一种行为被普遍模仿,就形成波及所有人的游戏,人们就只好同命运了,这一游戏之善恶立判。显然,有许多事情经不起普遍模仿的考验,就被证明为人神共愤的罪恶(比如战争、杀人、侵犯和欺骗等),那些经得起普遍模仿考验的事情就必定体现了每个人能够共享的普遍价值(比如公正、自由、和谐等),那些通得过普遍模仿检验的普遍价值就将被视为任何一种制度必须加以参照的正当性指标。

根据以上理由,民主显然是不正当的。专制以强凌弱,民主以众暴寡,同样都违背公正。民主的逻辑是多数人的偏好高于正义或天理,这是对少数人的歧视和对真理的蔑视。专制和民主还同样都抑制了部分人的自由。关于民主优越性有一个似是而非的流行论证认为,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这个论证暗中非法占用了不属于民主的证据。民主国家比较自由的真实原因与民主几乎无关,真正在保证自由的是保护个人权利的法治而不是民主。民主的本性是反对个人自由的,正如伯林论证的,民主此类过于“积极的”行为往往假自由之名去反对自由。对于一个成功的制度,法治比起民主重要得多,而法治的原理是公正。自由可以是民主的一个条件,但民主却不是自由的条件,两者关系不能颠倒。至于社会和谐,就更与民主无关,也远非民主所能,民主不能减少社会冲突,不能增大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相关性,尤其不能增加公共利益,因为民主的本性是为大众集团(demos)服务而不是为社会全体成员(thepublic)服务。专制和民主都是权力游戏,而权力游戏的逻辑直接就把人们划分为赢家和输家,这必定有损共同幸福。总之,无论民主还是专制都同样严重偏离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现代人为了支持民主而给民主想象了太多好处,比如达尔给民主开列的优点清单[①],其中大多不靠谱,有些甚至毫不相干。实际上,现代社会的各种优点基本上都来自法治与自由,而不是民主。

 

3.民主的技术性优势

 

既然民主并不高尚,民主的优势与道义无关,那么,民主的优势到底在哪里?人们为什么愿意选择民主?这是关键问题。民主真正的优势在于它是一种具有技术优势的政治策略。从目前已有的政治制度来看,任何制度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巨大麻烦:既然资源有限而且还存在某些利益的零和博弈情况,就总有人利益受损,那么如何对付利益受损人们的不满和反抗?

一般地说,利益受损人们的政治反抗策略主要有:革命、反叛、分裂和消极抵抗。对于专制制度来说,这四种危险都存在,这是专制的技术劣势。即使专制政府能够依靠强大的国家机器去镇压革命和反叛,也仍然相当危险,暴力总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创伤。对于民主制度来说(如果是合格的民主制度而非伪装的民主制度),革命和反叛的危险几乎不存在。这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各种利益集团通过选举而获得胜利或者获得部分权力的机会和策略永远存在,至少还能通过舆论和宣传去争权夺利,而非暴力的政治竞争显然优于革命和反叛的暴力冒险,因此,民主制度能够提供相对安全的政治。但政治不合作的危险仍然存在,特别是分裂和消极抵抗,这虽然是严重挑战但毕竟不是最危险的挑战。在这种技术意义上,民主优于专制。

不过,民主的这种技术优势是以法治和自由为前提条件的。假如不存在法治条件,民主就很可能还不如专制,当法治缺席,民主非常容易变成比专制更可怕的暴民乱政,群众暴力比专制暴力有更大能量(比如法国大革命以及类似的革命)。假如缺乏法治保护的个人自由,民主对个人的侵犯不见得弱于专制,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说专制比较仁慈,而是群众暴政会把与政治无关的社会怨恨(地位怨恨和经济怨恨)以及私人怨恨(私人恩怨和人际矛盾)都化为政治迫害,而专制政府一般缺乏把生活问题化为政治问题的积极性,除非某个专制政府碰巧是由暴民组成的。

表面上看,民主和自由似乎都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其实貌合神离。民主和专制一样都是争夺统治权的权力政治,只是代表了不同利益集团,但都不代表全体人民。民主只是假装代表人民利益,实际上代表的是群众领袖的利益。这其中的秘密颇为有趣:按照民主的逻辑,多数人共同体首先排挤了少数人共同体,在多数人共同体中又会出现不同意见,其中分裂出来的多数人再次胜出,如此等等,可以发现,最终决定一切的那个“多数人集团”与最初的多数人集团相比已经完全是个少数人集团,这个假装代表多数人的少数人集团就是群众领袖。与民主不同,自由并不争夺统治权,而是试图限制统治权,以划清权力界限去限制政府的权力范围而给个人留出不可侵犯的空间,因此,自由才真正代表了人民利益。民主与其说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方式,还不如说是解决公共选择问题的一种政治技术,认清这一点非常重要。

民主的技术性优势特别表现为能够以量化评估的方式去伪造政治正当性。在民主之前,民心向背缺乏清楚的统计依据,人们以直观方式估计的“民心所向”虽然大致不差,但不是严格证据,难免有争议,也存在伪造的可能性,于是,由直观的民心去证明政治正当性是可质疑的。正当性的质疑是严重的政治危险,它正是革命和叛乱的理由。避免政治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民主,让人民自己选择错误的结果而没有话说,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就是让人民为自己的选择承担政治责任和政治风险,即使是错误和愚蠢的选择,也仍然被说成是政治正当的。有了民主,人民就只能自己承担责任。民主本身虽然缺乏政治正当性,但却可以使公共选择具有程序合法性,从而使政治质疑失去理由(因为政治选择是人民自选的),因此民主能够成功回避对政治正当性的质疑,而且还似乎终结了关于政治正当性的思想问题。

民主导致政治问题和政治思想的肤浅化,这个学术上的缺点却正是民主政治实践的成功之处,它成功地让人民自己骗自己,不再反思。民主创造了一个政治循环解释,即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就解构或回避了各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政治问题。政治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存在完美解,任何政治原则和制度都经受不起严酷和深刻的思想质问,人们总能够发现问题仍然没有被真正解决,这种不满可以导致胡思乱想和不信任。民主所蕴含的政治循环解释却戏剧性地中止了政治质问:谁应该是统治者?当然是人民,那么谁又是被统治者?还是人民。人民自己决定如何统治自己,这一自相关意味着人民的选择同时就是选择的合理标准,于是,人民的任何愚蠢选择都不过是咎由自取,所有政治问题都似乎无从质疑了。尽管民主没有能够证明任何一种政治正当性,甚至不能证明自身的正当性,却使政治正当性问题在循环解释中消于无形。这一点很是奇妙,民主通过取消政治正当性问题而使自身成为唯一似乎政治正当的——尽管这不是真的正当,而是使正当性问题失去了讨论的基础,从而掩盖了各种政治问题,比如说,一种政治是否正义?是否真正使人民获益?是否增进人们的幸福?是否促进了社会信任?是否保护和发展了美德?如此等等。

民主创造的“统治者同时也是被统治者”或者所谓“人民自主统治自己”的政治故事到底有多少真实性,这要取决于民主故事中的人物角色成分,不同成分组合的人物阵容将决定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在“大致为真”和“完全骗局”之间波动。如果一个社会中人民的成分差异越小(包括文化、语言、宗教、民族、经济水平等等),或者说,如果人民的相似性和齐一性越高,那么民主故事的真实性就比较高,反之,民主故事的欺骗性就很高。只有当一个共同体的成员有着大体一致的想法和利益,民主才能够比较真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如果存在各怀异心、利益相背的各种政治集团,民主就是骗局。高度相似的民意保证了可靠的民主,而不是民主创造了一致的民意,这一点不可不察,尤其不能颠倒,就是说,如果民主真的表达了民心,那一定是先有了一致的民心,而民主不可能把冲突的民心变成一致的民心。如果本来就是万众一心,民主就不重要,而如果人们其心各异,民主就是争权夺利。这是民主的真面目:民主是一种冒充为公共选择的权力分配方式,民主试图以“多数人选择x”的事实推出“x是好的”的非法价值判断,从而制造了拒绝政治正当性追问的循环解释。民主的这种政治技术优势的受益者并非全体公众(thepublic),甚至不是多数人,而是有能力动员操作多数人的权力集团(政治集团、经济集团或者宗教)。

 

4.一种伪造的万众一心

 

现代社会以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为特征。大众也是批量生产和标准化生产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他们有着“通用心灵”。希腊发明了民主,但希腊社会的主体部分是思想活跃具有创造性的“公众”,完全不同于现代社会那种心灵具有复制性的“大众”。众人的心智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民主也随之变质。大众教育、大众传播以及大众生活方式不仅生产了大众,而且生产了“大众知识”(大众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大众与其说统一于大众利益还不如说统一于大众知识,大众利益虽然相似却互相冲突,所以大众利益是个很不可靠的掩耳盗铃概念,而大众知识则确实有着高度一致性,人们按照习得的大众知识千人一面地解释各种事物,异口同声地支持民主、平等、人权等不甚了了的观念,却同时又被这些冠冕堂皇的观念所出卖,还不明就里地乐此不疲。所以说,民主并不真的代表大众利益而是代表了大众知识,不是人民在夺权,而是大众知识在夺权。

大众话语和大众传播已经使现代民主势不可挡,而互联网的大众写作则有可能使民主走向最后凯旋。表面上,互联网的肆无忌惮的话语环境似乎有利于自由个性,但实际上只有大众话语才能有效存在。现代社会里,知识和信息的广泛传播在相当程度上缩小了“精英”和大众在见识上的差距,无论精英还是大众的观点都无非来自通用知识库。通用知识一方面增进了群众的见识水平,另一方面更大大降低了所谓精英的思想水平(其实是自私愚蠢的伪精英),而那些见识确实更高的思想已经无力反对膨胀的大众知识和大众文化。事实上大众文化正是文化精英迎合大众趣味而故意生产的,同样,现代政治精英为了获得权力和成功也只能采取大众知识的标准观点和价值观。结果很是有趣,在现代民主下,到底是谁掌握了权力,变成一件很糊涂的事情,既是大众也非大众,既是精英也非精英。

按照希腊人的看法,民主归根到底不是人民的胜利,而是伪装成民众代表的群众领袖们(demagogoi)的胜利;如果从现代情况去看,则似乎应该说,民主的结果不是哪些人掌握权力,而是最具传播力和煽动性的大众知识在掌权,人民只是大众知识的载体而已。因此,对于现代民主,具体是谁掌握了权力是无所谓的,只要是承载了大众知识的心灵就行,爱谁谁,谁都差不多。现代民主游戏归根到底并非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因为少数人毫无胜算,根本不用比赛,还没进入游戏就直接靠边站了,民主在实质上是实力相差无几的几个多数集团之间的博弈,是都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几种大众观念之间的博弈。这是个严重问题:既然民主只不过是两个以上的优势利益集团和两种以上的主流大众观念之间的权力斗争,那么,民主的正当性就益发可疑了。很显然,作为真正统治者的大众知识和大众文化是伪造的万众一心,是被诱导、被灌输、被体制化的通用心灵,并非自主自由而所见略同的公共理解。

只在一个特殊语境中,民主才是正当的,这一特殊语境就是,强势的少数人掌握权力并且压迫弱势的多数人,也就是所谓专制或集权的语境。但这种反抗性的民主只有瞬间的正当性,因为在反抗专制的斗争胜利之后,民主就由反抗压迫的行为演变成优势政治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变成了争权民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民主。每个优势政治集团都试图掌握政权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哪一个利益集团的趋利行为是更为正当的,情况反倒是,无论哪一个利益集团都有不正当的一面。无论哪一个利益集团胜出,都同样会去压迫少数人。因此,当民主由反抗的政治变成常态的争权政治,由反抗强权的王牌变成争权夺利的王牌,民主的正当性就基本终结了,因为一旦民主完成了反抗少数人的暴政这一政治使命,就蜕变为多数人的暴政,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蜕变趋势。如果忽视民主蜕变的这一秘密,就没有真正理解民主。

为了克制民主的蜕变,就必须使民主受制于能够压缩民主能力的政治条件,这就是法治和自由。这意味着,假如民主能够成为略有好处、相对有益的政治行为,就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1)民主决不能在政治上优先;(2)法治和自由必须优先于民主,如果不存在法治和自由,就绝对不能行使民主,或者说,民主必须以法治和自由作为先决条件。法治和自由是决不能省略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大治秩序(kosmos),民主只有基于这种秩序才能避免成为大乱状态(chaos)。显然,只有当法治规定并且保护了表现为个人权利的自由,社会才能够保持一种不被民主随便破坏的基本秩序,个人才拥有不被民主随便侵犯的自由空间和基本利益,有了这样的基本保障之后,民主的行为空间就被压缩到可以勉强接受的范围内。这样,民主才是一个低风险的政治策略,否则将是最危险的政治冒险。现代人喜欢谈论法治、自由和民主,三者之中,法治和自由堪称公理,唯有民主乏善可陈,绝非最高政治原则,也非独立可行之政治原则,只有在法治和自由的限制下使民主无法作乱,民主才是可用的。就是说,民主只能是有限民主而不能是无限民主;(3)民主本身还需要明显的改进,才是可用的。目前流行的民主模式都比较差,都有着服务于利益集团而不是服务于全体公众的明显缺陷,所以必需改造。如何改造民主,是个大问题。

 

5.最小伤害原则

 

给定存在法治和自由的制度安排,假如非要选择民主制度不可,那么必须思考如何改良民主模式。我在这里准备提出一种改进的民主理论,可以称为“兼容民主”(compatible democracy),即能够与普遍利益、普遍理性以及各种普遍价值尽量达到兼容的民主。由于民主本身并不具备正当性,民主就只能从其它事物那里借来正当性,假如民主能够改进为与明显正当的各种普遍价值保持一致和兼容,大概就是所能够指望的可以接受的民主了。即使如此,民主是否能够获得充分正当性,还仍然是个需要研究的开放问题。

当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无法自动形成而成为需要通过制度安排去解决的问题,民主才成为一种候选方案。公共选择所以成为问题,则是因为社会共同体成员的偏好不一、利益冲突。首先需要分析一下社会共同体这个本身就有些诡异的事情:如果一个共同体是由荣辱与共、志同道合的人们组成,那么,这个共同体本来就已经万众一心,公共选择自然不成问题。显然,一个事事都能同心同德的完美共同体必有完美民主,可是既然已经同心同德,民主就反而是多余的。因此,只有当共同体是不完美的,民主才有意义。可问题是,人们为什么非要组成不完美共同体?这不是怪事吗?这是因为,完美共同体往往不可能(没那么多同心同德的人),即使可能,其规模一定太小而做不成需要做的事情,尤其重要的是,太小的共同体在与比较大的共同体竞争时会非常不利甚至无法自保,因此,能够成功安身立命的共同体都需要具备一定规模。不完美共同体有两种情况:(1)共同体包含一些其实不愿意加入而不得已加入的人,这意味着共同体具有强迫性;(2)共同体成员在某些事情上有着共同利益,在另一些事情上却存在着冲突,但每个人通过共同利益之所得毕竟大于互相冲突之所失,因此那些利益相对受损的人们仍然理性地选择忍气吞声留在共同体中,以便享受相对更大的共同利益。

在不完美共同体内,人们是否应该追求完美的公共选择?答案是否定的。完美公共选择遵循的是全体一致规则(unanimity),看上去很美,其实是灾难性的。秘密在于,假如采用全体一致规则,那么每个成员都拥有每个他人忍无可忍的否决权,这样势必杜绝任何改变现状的可能变化,特别表现为:(1)好事都做不成。导致社会变化的好事(比如技术进步、更合理的经济政策或者漏洞更少的法律之类)总会影响某些人的既定利益,受影响的人会行使否决权;(2)坏事都难以改变。道理相同,总会有人为私利去否决纠正坏事的方案,比如资本家会否决提高征税律,奴隶主会否决取消奴隶制[②]。全体一致不仅难以做到,而且全体一致规则本身就不可取,于是,以多为胜的民主就成为相对合理的公共选择方式。其实,民主以多为胜的“合理性”也是一个权宜的说法,一旦深究,恐怕连合理性也变得非常可疑,更别提正当性了。一个尤其重要的疑点是:在说到“人民”的时候,总是忘记“将来的人民”的利益,就是说,民主的所谓“多数”并没有把将来的人们计算在内。今天人们的民主决定在事实上不由分说地代表了将来人们,这一点严格说来是很不负责任的,比如说,今天人们为了自己的好日子而疯狂使用自然资源。也许可以辩解说,将来人们如果不喜欢今天的选择,将来人们可以另有选择。但这种辩护其实没有道理,因为今天的选择很可能不可逆地伤害了将来人们的利益。如果考虑到未来人,所谓民主的多数其实永远是少数,这进一步表明,民主绝非理直气壮的事情,尤其与任何高尚或正义没有丝毫关系。

民主的合理性不能混同于正当性。人们有时候会误以为民主的合理性等于正当性,这看上去似乎相去不远:既然不存在比民主更合理的策略,那么民主就是正当的。这种相似性其实似是而非,其错误类似于说,既然没有能够治病的药,水就算是合格的药。如前所论,民主必定损害部分人的利益,这已经严重偏离公正、自由以及和谐等普遍价值,因此民主在正当性上毫无优势可言,民主的优势仅仅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合理性,但这一点决不是以合理性代替正当性的理由。以蒙混过关的方式去论证民主正当性反而拒绝了对民主的改进。如果满足于“民主毕竟是最不坏的”之类的安慰性陈词滥调,就不可能深入民主的问题。民主不是什么好东西,而是好东西的替代品。由于本性不良所注定的局限性,也许民主不可能彻底改良,但仍有机会去增大民主与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的兼容性,从而借得相对的正当性,这才是必须努力的。

民主鼓励了伯林所担心和批评的积极自由(其实不是自由而是假装为自由的专制),这是民主的危险本质。由于积极自由是“积极有为的”,因此容易被不良人性所利用。积极自由意味着人们可以追求他们认为是好的事情,而所谓好的事情往往只对某些人是好的,而对另一些人是有害的。因此,以多为胜不可能是正当的,多数人不等于道义优势。民主的目的仅仅是使公共选择在操作上成为可能,即打破意见分歧的僵局而使公共决定和公共行动成为可能,而决不证明真理和价值落在多数人手中(更常见的是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民主只是在不同意见之中做出选择,而决不是对不同意见做出判断。民主无权判断任何事物,无论是知识判断还是价值判断。民主只在理性无法决断的地方才成为替代性选择方式,这一“民主语境”可以表达为:

(1)给定某共同体需要做出公共选择;

(2)但是存在两种以上的不同意见;

(3)而且根据理性,无法找到不可怀疑的理由证明其中任何一种意见是正确的或更为正当的;

(4)于是,在缺乏知识判断和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以多为胜的选择比其它选择更有现实可行性。

民主就是在这样的语境里才成为技术合理的。可以看出,民主只是形成公共选择的一种技术手段,它不意味多数人比少数人拥有更值得尊敬的价值偏向,而只是承认以多为胜是唯一可行的方案。合理的民主不应该是伤害少数人而为多数人谋取利益最大化的专用工具,否则民主与暴政无异。民主必须始终只是终结分歧的一种可行操作。对少数人的伤害是民主在技术上无法避免的一个缺陷,既然对少数人的伤害不具有正当性,只是不得已而为之,这就注定了民主承担着尽量减少对少数人的伤害这样一项先验义务。既然民主必定造成某种负面影响,就必须对此负面影响负责任。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改进民主。

目前的民主理论往往忽视民主的义务。现代民主制度更多考虑的是人们更喜欢什么,而忽视人们更不喜欢什么,更多地考虑让多数人得利,而相对忽视不让少数人受损,这一点特别表现为投票制度一般只设计赞成票(这个似乎微小的问题其实极其重要,后面将讨论)。人类生活需要趋利避害,而避害比趋利更根本也更重要,安全和自由的重要性高于利益,更多的安全和更有保障的自由对于每个人都永远是必需的,而更多的利益只是一种奢华,于是,对安全和自由的伤害最小化必定高于利益最大化。在这里,民主的义务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强调民主的义务正是为了减少民主的害处。由此我们获得一个民主义务原理,可称为“最小伤害原则”:既然民主决定的公共选择必定有损部分人的利益,那么民主有义务使这一伤害降到最低程度,否则民主就变成赢家对输家的专政。假如民主把赢家定义为多数集团而把输家定义为少数集团,这样并没有解决任何社会冲突,只不过是把冲突制度化而已。

忽视民主的先验义务,忽视民主的最小伤害原则,这将蕴含着严重的政治危险,这就是共同体的分裂与输家的不合作。民主在政治合理性上优于专制,从而大致能够避免革命和叛乱,但仍然不能有效避免分裂与不合作。在民主制度下,由于放弃了专制的强大暴力控制,共同体分裂(尤其表现为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反而明显增加。我们不能忘记,最强悍的民主方式(也是最初始的民主方式)是以脚投票。当一部分人在共同体中的利益明显受损乃至无利可图,其景况还不如脱离共同体,这一部分人就非常可能谋求分裂以便组成新的共同体。即使由于缺乏足够实力而无法达到分裂,利益受损的输家也会采取各种非暴力的甚至暴力的不合作方式去反抗强势赢家的剥削或支配,这样势必导致社会各群体之间互相拆台而使利益普遍受损。很显然,社会合作程度越低,各方收益就越差。因此,要保证有效的社会合作,民主就必须保证输家在与赢家合作中的收益仍然明显大过不合作的收益,或者其利益受损程度明显小于不合作的受损程度。这可以看作是最小伤害原则的另一种表述。只有保证了利益伤害最小化才能够维持人们对共同体的认同和兴趣,而只有当共同体得以维持,民主才有积极意义。假如民主的结果使共同体分崩离析,大家利益都受损,这必定是坏的民主。如果不能促进社会团结、增进合作,反而导致分裂,民主又有什么用?无论如何,任何一种为全民着想的善意民主必须遵循最小伤害原则,以使民主能够尽量使全民受惠,与公正、自由、和谐等普遍价值尽量兼容而增加民主的正当性。

自希腊以来,民主就由两个方面组成:选举和公议,或者说,投票和公开辩论。最小伤害原则作为民主的一条减灾原则首先必须落实在投票规则上。投票制度的技术原则是多数决胜。多数决胜原则没有问题,但如何产生多数?以何种方式产生多数?产生什么样的多数?这些具体策略却都是难题,因为在理论上存在着多种在程序或技术上同样好的表决规则,这些不同的表决规则能够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操纵了表决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表决结果,这样,民主就难以避免阴谋、欺骗和腐败。

孔多塞最早发现,当竞标方案(或人选)在三个以上时,多数规则就无法杜绝赢家循环这一怪事。以最简单的三方模型而言,完全有可能出现违背传递性公理的循环:比如,三分之二的人偏好A超过B;而三分之二的人又偏好B超过C,同时三分之二的人又偏好C超过A,这一荒谬的循环是现实可能的。人们的偏好循环导致了“孔多塞投票悖论”。人们幻想凭借理性的伟大力量就总能够创造一种“最好的”投票规则以消除孔多塞悖论,于是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投票规则。目前的各种投票规则在理论上说都同样好但又都并非绝对好,而这些同样好的投票规则有可能生产完全不同的选举结果。有个有趣的例子是这样的:内阁55个成员准备在5个党派的代表A、B、C、D、E中选一个当总统,假定人们偏好排序碰巧是这样的:

那么结果是:

(1)按照最多数票规则,A当选总统;

(2)按照复赛决胜规则,票数领先的两位接着表决,则B当选总统;

(3)按照逐轮淘汰规则,每轮末位淘汰,则C当选总统;

(4)按照波达记分规则,以5、4、3……记分,则D当选总统;

(5)按照依次对决规则,每两位按多数规则对决,则E当选总统[③]。

既然每种规则在程序和技术上都同等公平,人们就无法决断了。人们在解决投票悖论上前仆后继,但阿罗定理毁灭了这一希望,阿罗证明了,完全公平的选举是不可能,因为没有一种选举规则能够同时满足表达理性公平所需的各个条件,因此投票悖论无法消除,除非采取某种强加的专制规定,可是那样的话,民主就暗度陈仓变成专制了。人们又试图逃脱阿罗定理,比如布莱克以及森等人提出过几种重要方案,但可惜都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所有试图克制悖论的方案都包含某种强加于人的限制条件,还是不得不暗度陈仓。只要对人们的偏好自由构成干涉,就不再是真正的民主了,而且,一旦允许强加某种限制规则,就等于为任何一种专制规则打开了大门。事实上,投票悖论所以解决不了,并非人类智力不够,而是因为人类偏好本来就包含各种循环或两难,人本来就不像机器人那样,在偏好上总能满足A>B>C……这种非循环的传递性。除非把人做出机器人,否则无法避免偏好循环。人的事实就是自相矛盾的,而我们不能抱怨人性事实。

民主归根到底不是数学问题,我们有理由质疑追求无懈可击的投票规则是否有根本性的意义。投票悖论吸引了人们太多的注意力,可问题是,即使将来万一有人天才地解决了投票悖论,也并不能使民主变成公正的,因为以多胜少的规则本身就已经不公正了,在技术上怎么改进也还是不公正。我们有必要改变思路,无须与投票悖论徒劳地斗智斗勇。其实,最简单也是最传统的解决方案是,如果采取只有两种候选方案(比如两党制)的“理想投票状态”,偏好循环的客观条件就消失了,投票悖论也就自动消失了。这时,问题就回到了民主的经典难题上:即使是绝对多数规则也不是公正的,它只不过反映了超过半数的民心。反正总是多数伤害少数,那么51%比49%还是40%比30%又有什么本质区别?这才是投票的根本难题。

改变思考方向是重要的。人们原来思考的重点是,什么样的投票规则才能准确地反映多数人的偏好,这一思考方向是错误的。人不是数字,数字优势不能转换为道义优势。“多数”并不蕴含“更好”或“更正确”,相反,多数为胜必然蕴含对少数人的非正当伤害,因此,如何减少民主的伤害,才是更应该思考的投票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投票规则多么精巧,而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最小伤害的投票规则去减弱以多胜少的危害。当改变了思考方向,就不难发现,投票悖论其实是个陷阱,我们完全可以绕过这个陷阱,不与纠缠。既然每种投票规则在程序上都同样合理,那么任何一种都足够好,无须吹毛求疵,基于简洁性的考虑,采取单轮多数决胜规则最为经济(无需超过半数,以最多票为胜)。现在问题具体落实在如何改进单轮多数决胜规则以减少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伤害。

考虑这样的情况:方案a有利于所有人,每个人收益为n;但方案b有利于51%的人,收益为n+1,而有损于41%的人,收益为n-1。多数人为了利益最大化就非常可能昧了良心选择b。按照多数规则,b显然通过,而抑制b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民主的典型坏处。现在根据最小伤害原则去改进投票规则,为了给无视输家利益的赢家方案增加通过的难度,同时使弱势方拥有更强能力去抵抗伤害,我们就必须在赞成票之外再引入反对票,于是,每人都有两票——赞成票和反对票。一人双向两票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制度使人们的肯定性偏好和否定性偏好都同样能够得到表达。每个人明明都有两个方向的偏好,即想要什么和不要什么,凭什么只让人们表达肯定性的偏好而回避否定性偏好?显然,双向偏好都得到表达才是偏好的全面充分表达,而且,人们“不要什么”比“要什么”甚至更重要,因为“不要什么”涉及的是人的安全和自由的问题,人们只有凭借“不要什么”的权利才得以自保,而“要什么”涉及的只是利益甚至是奢华利益的问题,人们往往在“要什么”的权力中膨胀而堕落。因此,人们的否定性偏好比肯定性偏好更基本也更重要,更不容忽视也更需要优先表达,尤其不能以肯定性偏好去替代否定性偏好,这两者不能兑换。

双向票的结果可能非常不同于单向票。双向票规则如下:(1)净支持率计算。如果A获得51%赞成票,但同时获得41%的反对票,则51%-41%=10%净支持票;如果B获得41%赞成票,但同时获得21%的反对票,则41%-21%=20%净支持票,于是B胜出。容易看出,这一结果完全不同于单向票表决。这一规则体现了考虑伤害率而不仅仅考虑得利率的最小伤害原则;(2)支持率比较。如果A和B碰巧获得同等净支持率,则按照传统的多数胜出规则,比如A获得51%-41%=10%而B获得41%-31%=10%,那么A胜出。

可以看出,双向票的好处是它能够相对增强弱势群体的自保能力。假如采用双向票规则,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为了增加胜出的可能性,就不得不对其利益最大化的自私欲望有所控制,就会去改进其候选方案以避免获得太多的反对票,而相对弱势集团本来就没有能力去过分伤害其他人群,因此获得的反对票可能就相对比较少。由双向票规则所引导的博弈必定迫使博弈各方都尽量公正地思考问题和分析形势,最后,无论是哪一个集团的方案胜出,可以想象,这个中选方案必定比较有利于社会普遍利益和公共利益。当然,强势集团的获胜机会仍然较大,但双向票毕竟能够有效限制强势集团的过分要求。双向票的根本设计意图正是最小伤害原则的体现,而最小伤害原则背后的理由则是共同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和安全高于多数人集团的利益。按照双向票的规则设计,大概能够保证:(1)输家在与赢家的合作中的收益明显大过不合作的收益,因此能够有效维护共同体的政治稳定,避免共同体分裂;(2)使赢家对输家的损害降到最低,从而使公共选择的利益分配尽量接近和谐公正(尽管不可能达到完全和谐公正)。这样就使民主获得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同时比较有效地促进社会合作。

 

6.最大兼容原则

 

除了投票制度,民主的另一方面,即公议制度,是甚至更基本也更重要的问题,它比投票深入民主的本质。民主本就发源于希腊的公议制度(agora,广场制度,今称公共领域)。所有公民都有同等资格参与关于公共选择的公议,这是希腊民主的核心,而投票只是一个辅助性的技术策略。公议是投票的前提,只有先通过公议摆明问题,发表意见,自由辩论,使人们对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各种可能方案有了足够清楚的认识之后,投票才有意义。无公议的投票是盲目的,而无知盲目的投票是非常冒险和不负责任的。公议和投票构成了民主中由“说”到“做”的两个环节:公议把事情说清楚;投票对事情做决定。

对于希腊人,正确的“说”是“做”正确之事的条件。由于现代社会变迁,现代民主特别推重投票制度而弱化了原本作为民主核心的公共领域,全民投票变成了现代民主的核心。现代民主这一转变与平等观念成为现代核心价值观有关,而平等观念的优势地位则显然因为现代社会的大众化性质。公议制度与投票制度虽然都属于民主,但各自的观念依据存在重要差别。公议制度默认的是智力和德性的差异,公议是为了能够对各种意见进行理性选择,挑选出最优方案,尽管花言巧语往往能够成功地利用人性弱点而胜出,使理性公议功亏一篑,事与愿违,但公议毕竟是在追求最优方案;投票默认的价值观是平等,完全抹杀智力和德性的差异,拒绝理性思考,把一切意见看作是同等价值的方案,胜负只看盲目主观的“偏好加总”。由于拒绝了理性比较,投票民主比公议民主更加偏离公正。严格地说,不以公议制度为核心的民主是投机民主,公共领域的退化意味着民主的衰退。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人要求修复强大和健康的公共领域,道理在此。

公议比投票的问题更为复杂。早在希腊,公议制度就已经暴露出公共领域的内在困难。广场是公共领域的意见表达场所,公民们在广场公议城邦事务,所有公民都有发表意见和辩论的自由权利,于是agora具有了双重功能:它既是意见的“广场”同时也是意见的“市场”(agora本来既指议政场所也指商业场所)。广场与市场的双义合一暗示着公共领域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广场是政治性的,人们的意见应该严肃认真为公益着想,因此,意见辩论的决胜标准应该是真理与理性规则(事实与逻辑);但另一方面,市场是商业性的,人们发表意见是为了推销意见,就像推销商品,于是,更为成功的意见推销就需要花言巧语和欺骗,意见辩论的决胜标准变成了话语感染力和炒作欺骗的魅力。意见和话语的民主困境在希腊表现为“辩证法与修辞术之争”。希腊的辩证法指的是通向真理的理性论辩方法,大概相当于正确的逻辑分析和事实举证;修辞术是指以花言巧语说服别人的方法,大概相当于欺骗炒作。意见困境就是公共领域如何去劣存优、去伪存真的问题。

话语和意见的民主困境原因在于,真理、知识以及理性分析远不如花言巧语、欺骗和诡辩那样有着蛊惑人心的魅力,这是因为:(1)真理和知识表达事实,而事实或真相总是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美好,人们不喜欢。花言巧语描述了不真实而美好的事物,向人们许诺各种不靠谱而迷人的事情,人们即便明知为假,还是喜闻乐见,宁可望梅止渴而深感安慰;(2)真理和知识为了能够切实解决问题而使用理性分析方法,因此显得冷酷单调枯燥。花言巧语则动员了一切能够打动人心的资源,尤其是情感感染力,使人们智力水平迅速降低;(3)真理和知识总有一定智力深度难度,不如花言巧语通俗易懂,人们一窍不通就以为无窍可通,一般都觉得那些与自己想的一样的愚蠢意见就是真理。总之,真理和知识的市场竞争力不如花言巧语。这个意见悲剧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以看不起民主的理由。意见和话语民主的本意是使各种观念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以此克服专制一言堂,可又正是在民主的条件下,错误意见往往(尽管并非必然)在话语市场上胜过正确知识,于是形成民主悖论:只有思想的自由广场才能够有民主,但思想的自由广场难免蜕变为花言巧语所控制的利益市场。

当广场民主蜕变为市场民主就形成“民主丛林”。如果霍布斯丛林是个人主义的弱肉强食丛林,那么,民主丛林就是多数主义的以众暴寡丛林;霍布斯丛林以强权为真理,民主丛林则以声高为有理。显然,思想民主必须有一种制度或者规则使得民主无法成为错误事情的正当理由。如果一种意见无论多么错误荒谬,无论多么低俗堕落,只要大多数人喜闻乐见,就能够胜出并且决定人类命运,那么民主就成为罪恶。公共领域的运作本是为了使投票表决具有清楚理智的意向,假如公议也变成以多为胜,公议民主就相当于退化为投票民主,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阻止丑恶的事情假民主之名而横行。

很显然,为了避免公议民主退化为投票民主,公议民主就需要不同于投票民主的制度原则和游戏规则。公议制度必须拒绝以多为胜的规则,这是解决公议问题的首要条件。公议制度所以不能采取以多为胜规则,其根本理由是,无论多少人,只要支持的是同一种观点,这在意见选择上就等于一个人,所谓同心如一人,或者说,一种思想无论背后有多少人支持,都只是一种思想,而不是多种思想。人数并非一种意见是否正确的变量,集体犯傻是可能的并且是经常的。很显然,公议关心的是意见之争而不是人群之争,因此,公议不比人数,而是比较各种意见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不是某些人与另一些人的竞赛,而是一种观念与另一种观念的竞赛。公议民主要计算的不是一种观念代表了多少人,而是一种观念是否代表了真理或更好的公共选择。这种以观念合理性为准而拒绝以票数为准的公议可以称为“反票数公议”。

既然排除了以人数证明思想的合法性,那么,思想就只能依靠思想的理由去判断其合理性。逻辑分析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毫无疑问,逻辑非常有用,它能够清除混乱模糊的表述和荒谬矛盾的观念,也就消除了大部分在理性上不合格的意见。宣传家和煽动家最喜欢的就是混乱含糊的美丽话语,因为许诺给人们美丽而模糊的东西最能博得人们欢心。比如说,某种宗教可能声称它代表了真善美,能够拯救每个人,乃至包治百病,如此等等,但其中所有的美丽话语含义模糊,无一能够落实,甚至说不清到底指的是什么。美丽谎言决不能说清楚,一说清楚就不再有魅力了,因为世上不存在无限好的事情。不过,逻辑虽能清除胡说,却不能决定什么是好的,就像除草剂只能清除杂草,却不能决定应该种植苹果树还是梨树,不能判断何者更好。逻辑无法管制内容,这正是希腊的辩证法终究无法胜过修辞术的原因。逻辑有用但意义有限,不能解决问题。

观念的抉择至少有两个根本困难:(1)指导行动的观念都在选择某种未来,可是无论多少知识的积累都不可能形成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也就不可能构成关于未来的必然推论,相当于不存在事先诸葛亮,因此,知识永远不能证明某个观念在未来实践中的正确性。这是休谟定理;(2)任何人都几乎不可能有一个满足传递性的偏好排序,即使在某个特殊时刻是可能的,也是不稳定的,原因是,人类价值体系中并不存在一种绝对的最高价值,而是多种价值并列为最重要价值,高下难分,因此总会遇到许多无法两全的两难选择,或者难以比较的选择。既然人们在知识和价值上都无法绝对证明哪个观念更为可取,人们不可能知道什么是确实正确的和真正想要的,人们就陷入了思想抉择的困境。这个思想困境本质上是一个事关未来的思想困境:我们的每个行动都在选择未来,可是不知道哪种未来是更好的,即使相信某种未来是最好的,也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做法。未来之事是人类思想极限,无人能够知道未来。事实上,人类所有的科学发展、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制度都是对未来的冒险选择。对于这个困境,或许真的没有最好的解决,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相对合理的解决。

希腊为公议埋下了自相矛盾的追求:在不存在真理的地方,人们就试图以公议去对共同命运做出公共选择;可是同时,人们又希望能够说出真理并使真理获得普遍支持。公议既是一个知识活动又是一个政治活动。民主这个概念其实没有能够正确表达“广场政治”或者“公议政治”的真实含义,甚至很容易误导人们对公议的理解。公议虽是民主的一部分,但公议的本质是自由而不是民主。希腊民主政治以公议为内核,所以柏拉图才说民主制的首要德性是自由。这一点是意味深长的,它说明源于希腊的正宗民主的首要理念是自由,这与以平等为理念的现代民主颇为不同。当现代民主过分强调平等,就很容易毁掉民主本来所追求的自由。当然,民主的概念是开放性的,可以不断发展。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说,民主具有两个同样重要的理念,平等和自由,分别表现为投票和公议。但是,平等和自由这两个原则之间存在矛盾。为了保证民主的有效性,投票和公议必须分别坚持平等原则和自由原则,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平等原则越俎代庖去主导公议,使思想服从多数决胜规则,则必定毁灭公议。公议的意义就在于保护思想自由,反对思想独断。在这个意义上,希腊怀疑论是对的:既然不能证明何者为绝对真理,那么就应该拒绝独断,使思想处于“无决断”状态。但是,思想可以无决断,行为却不能无决断。因此,在行为的公共选择问题上必须摆脱知识论思路,公议必须放弃真理这一过高目标,而转向可取的价值目标。

当代复兴公共领域的努力无疑是修复民主的重要贡献,如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以及近来流行的“商议民主”理论。这些理论批评了投票民主的局限性,重新明确了理性公议在民主中的重要地位,但这些仍然还是虚话,仍然说不出公议到底应该如何才能产生可靠的公共选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既然意见不能采取加总方式,不能按照多数原则决胜,那么,什么才是意见胜出的理由和标准?我们凭什么必须同意某种意见成为公共选择?

正当的公议至少需要明确这样一些条件:(1)公议民主的计算单位是意见而不是个人。即使一种意见获得无数人的支持,而另一种意见只获得寥寥数人的支持,这两种意见都将视为同等的候选方案。这一条件否定了多数决胜原则在公议中的合法性;(2)每种意见都不被歧视,都有自由表达的机会和权利,特别是都有得到表达的条件,而且,与争论有关的一切相关知识和信息必须公开共享。这是希腊的广场政治原则;(3)不同意见只能通过公开对话、讨论和辩论去争取共识,并且,对话和辩论必须遵循理性所能理解和所能确认的规范,至少要符合哈贝马斯交往理性的“理想谈话条件”。尽管哈贝马斯条件并不完美,不足以解决比较复杂或比较深刻的冲突,但哈贝马斯的理性对话模式至少能够摆明问题和展开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方案,因此可以大致定义了理性公议的初步条件。可以说,理性公议条件已经几乎穷竭了公议所必需的知识论条件。当然,对于成功的公议来说,知识论条件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寻找在知识论之外的条件。

对于公议,知识论条件固然重要,但无论多么好的知识论条件都不能保证有效解决意见冲突,因为知识论无法解决价值观和情感问题。因此,公议问题最终还需谋求价值论的解决,尽管这是无比艰难的事情。既然公议民主的目的是获得能够普遍接受的公意,那么,公议的最优价值标准应该是最大兼容原则,它意味着:任何一种试图成为公共选择的意见如果是普遍可接受的,就必须至少与某种普遍价值是兼容的,即与某种普遍价值不矛盾或默认了某种普遍价值,而且,如果一种意见与更多普遍价值是兼容的,那么这种意见的可接受度就越高。普遍价值对于所有人都有益,因此不存在反对普遍价值的理性理由。假如一种意见与任何普遍价值都不能兼容,就显然是不正当的。至此,唯一的遗留问题是如何确定哪些价值是普遍价值,这个极其困难的问题至今尚无充分有效的解决,在此不论。

 

7.结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获得关于民主的两个基本理解:

(1)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自足的政治制度,民主必须与保证个人自由的法治相配合,否则既没有政治正当性,也不会有政治效率。中国传统的“治乱”标准是一种非常优越的社会评价标准。一个社会如果是好的,首先必须是治世,然后才谈得上其它成就,如果是乱世,无论什么规则都将土崩瓦解,没有什么价值能够幸免于乱。现代社会的治乱首推法治,在不存在法治和自由的情况下,民主就是甚至坏过专制的暴政。只有法治和自由才能有效预防民主失控而给个人带来伤害,同时预防民主可能导致的社会动乱。

(2)完整的民主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公共选择制度:公议制度和投票制度。公议制度用于理性辩论而促成普遍可接受的公意;投票制度用于形成有关权力和利益分配的公共选择。对于公议制度,意见的决胜标准是在自由公正的表达和辩论条件下的最大兼容原则,这是一个反多数决胜规则;对于投票制度,表决标准是满足最小伤害原则的双向票多数决胜规则。如果没有健康的公议制度,民主将是盲目、糊涂和危险的,因此,公议制度比投票制度更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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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R.达尔:《论民主》,商务,1999,pp52-68.

[②]参考D.C.缪勒:《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p.134.

[③]这个有趣例子来自盛立人:《数学家走进社会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pp.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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