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前英国央行副行长约翰·吉夫爵士(Sir John Gieve)和前英国央行经济学家沙米克·达尔(Shamik Dhar)大体上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正在放缓,虽然达尔认为供应方面的改革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消息。约翰爵士认为中国动能指数(China Momentum Indicator,简称CMI,是一家叫做Fathom的顾问公司借鉴李克强总理的思路,利用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信贷增速这些变量,并且评估相应的权重和进行季节性因素调整,以此构建的一个用于测算中国经济增长动能的指标——译注)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官方数据质量不佳,由此很难预测中国的经济产出。事实上,他认为CMI“巧妙地绕过了”这个问题。


 

引言

改革就是一系列选择。但哪个选择真正改变了历史,当时并不一定看得清楚。“土地财政”就是如此。从诞生到形成,它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设计。甚至“土地财政”这一名词,也是后来才想出来的。但正是这个来路不清、没人负责、甚至没有严格定义的“土地财政”,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甚至成为了全球经济成功与问题的根源。


随着中国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中国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都不再支持工业品部门的高速增长。而后工业社会对服务业有旺盛需求,但是由于政府职能错位与缺位,服务业发展潜力难以释放。当工业部门产能过剩与服务业供给得不到满足的供求失衡现象凸显,经济增长动力便会下降。进一步的,不当刺激政策和不匹配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加剧资源配置扭曲和金融市场风险,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下降、不当的刺激政策、金融市场风险加剧三者之间进入恶性循环,是为“经济转型综合征”。要克服经济转型综合征,需要树立新理念、完善对政府的制衡机制,进而纠正政府职能缺位和错位。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

国发〔2014〕3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长江是货运量位居全球内河第一的黄金水道,长江通道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打造中国经济新支撑带,是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谋划中国经济新棋局作出的既利当前又惠长远的重大战略决策。为进一步开发长江黄金水道,加快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这些年观察城乡经济,笔者关注的重点是转让权。《城乡中国》从(2012年3月)起笔持续两年半,陆续把所见所思写了下来,为日后进一步研究作铺垫。写到《城乡中国》的下册(专栏50-100),曾专辟一节辨析涉及农地农房转让权的一些认识。其中,回应了华生的“误区”指责,点评了他提出的“建筑无自由”论和“土地配置靠规划、不靠市场”论,也引出他的数篇反驳。为赶出版周期,惟有在书稿交卷后再来作复,以就教于对此感兴趣的读者。


 

近期,国家发改委发起的新一轮反垄断风暴,横扫包括奔驰、宝马、奥迪等在内的诸多国际巨头。而在8月20日一天之内,发改委即开出再次刷新记录的天价罚单,12家日企被罚12.35亿元。

按理说,垄断损害其他相关企业的权利,妨碍竞争,从而危及经济发展,损害全民福祉;而且损害民众的消费选择权,榨取民众利益。因此,反垄断本该是除被查处企业外,各方都会称快的正义之举。然而,中国的反垄断风暴却舆论反应平平,甚至还招来嘲讽,而被处查处企业却纷纷表态支持。


中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宏观景气度较低的状态。一方面得益于“稳增长”政策,中国近年经济增速成功守住7.5%上下底线目标,另一方面经济运行仍旧持续面临下行压力和风险:一些上游工业部门产能过剩倒逼价格下降,资产泡沫因素较明显的房地产部门经历缩量降价调整,金融领域少数公司债则难以顺利还本付息甚至出现违约风险。

中国经济的上述特点,既是潜在经济增速回落等新常态因素的反应,也是调节早先宏观失衡的规律作用使然。本文所用“调整”一词,不是指政府部门采用产业政策工具对特定行业比例关系实施的干预调整,也不是指主要应由市场机制引导结构转型升级的一般动态调整,而是侧重指针对特定阶段货币信用过度扩张累积形成宏观失衡的化解调整。


    ■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我认为,这种表述完全符合学理。从学术理论上讲,“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财政,处理的是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它必然拉动、影响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整体的社会管理。

■ 预算管理改革明确指出要实行跨年度滚动预算,这有利于瞻前顾后,综合平衡,统筹协调,是较科学的编制模式。

■ 营业税可以说是地方唯一的主体税种,营改增后按现行体制75%划归中央,显然不行,中央与地方之间财力分配要重新作出整体设计,需要想方设法打造地方税体系。因此,“营改增”将倒逼财税体制配套改革。随营改增推进,原百分之百归中央的消费税可能要让出一部分给地方。消费税改革中,会调整一些税目,然后把一部分税目征收从生产、批发环节改到零售环节,交给地方,这是其方案设计的一个基本思路。

■ 今年如果真的在煤炭资源税改革方面有动作,我国从“煤到电”基础能源层面应将产生新的比价关系,并应推动建立煤电价格联动的市场化取向的价格形成机制。


    编者按:目前对中国房地产运行的总体态势、金融风险以及政策选择逐步分化,考虑到房地产泡沫破灭可能带来的风险和动荡,需要对局势进行整体研判,并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是北京师范大学金融学教授钟伟“中国房地产高处不胜寒”系列的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中国房地产市场总体的供求格局,在他看来,房地产行业已入平台期,巅峰过后将逐渐下行。

2010年房地产的限购限贷政策,是房地产行业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拐点,我们认为房地产从2010年因限购政策的影响提前进入了成熟期。未来2-5年,房地产的中期趋势依然是高位平台调整。我们判断,房地产行业的巅峰其实早已过去,房地产行业已经进入平台期,房地产行业的供求关系,已经逐渐扭转。


    【编者按】读懂中国经济数据并非易事,尤其涉及到收入和支出中存在诸多隐性因素的财政数据,但这些数据却关系着纳税人的收入,也反应了中国改革的步伐。本文为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和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张弛所做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的一部分,涉及有关中国财政收入、支出、预算诸多问题的解释,FT中文网刊发以飨读者。

在现代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中,财政的确相当重要,它集中反映了政府的意志和行为,也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之一。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在资源配置起着决定作用,财政就显得更加重要,也有其特别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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