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长期以来,国内外理论界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欧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说它的前身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抛弃了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实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理论,并把瑞典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样板。

本章不否认西欧各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形态,但不同意把它与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划等号,也不同意把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的唯一形态。

本文的基本论点是,当今世界存在着两种实践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一种是西欧版民主社会主义,另一种是中国版民主社会主义,它们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不同的是,西欧民主社会主义是结构上的民主,但还不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性质上的社会主义,但还在争取结构上的民主。


    摘要:

民主是个过程,是分阶段的。民主不是尽善尽美的制度,只是人间尚未找到比民主更好的制度,那么,相对地讲,民主就是当今最好的制度。现在被人称为民主的国家大多处于民主的第二境界,有的处于第一境界。今天刻画出第三境界的轮廓,有助于人们站在未来看今天,从而增强民主自觉,加快民主进程。民主第三境界的主要特征是:政府缩微化,非政府组织普及化; 政府的管理规则与民众行为规则相衔接,公权力与私权力能互补; 官民合一,实行义务官员制;一国之内的民主将过渡为“天下为公”的全球民主。

关键词: 民主制度; 社会制度; 政府管理; 非政府组织


      南方周末记者 褚朝新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罗婷

286名市委书记中,191人无基层乡镇工作经历,占比例66.8%。

湖北省武汉市十年时间换了5任市委书记,襄阳市换得更频繁,十年内换了6任市委书记。

286名市委书记中,有57人有过秘书任职经历。其中,给副省级以上官员任过秘书的有约30人。

中山大学学者对副省级城市进行数据研究时,发现另一个问题: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往往越容易滋生腐败。

近年来市委书记这个群体广受关注。南方周末记者梳理27个省份的286名(含地级市和副省级市,不含自治州和直辖市下设的区县)市委书记信息,勾勒出这个群体的群像:平均年龄52.6岁,党龄约30年,20%的市委书记出身秘书,超过80%的市委书记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

另一突出现象是,286名市委书记中,超过六成人没有基层乡镇工作经历,七成多的人此前任过地级市市长,但任满一届的不足二成,最短的任市长仅两个月。湖北武汉、襄阳等市,平均两年换一任市委书记。


      7月26日,天则所经济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庆典在北京举行,天则经济研究所各位理事、经济研究员以及业界众多学者专家出席了本次论坛,与大家一起探讨中国的变革和发展道路,畅谈天则历史与前景。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在答观众问时表示,老百姓的利益最终要靠老百姓自己出来维护。国家未来的方向不应该由领导人决定,而是要由我们大家通过民主程序一起决定。老百姓更关心的是公平,在改革中没有把更多老百姓的利益考虑进去,所以改革受到人民的抵制。

以下为现场实录:


      《21世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和党的建设制度等诸多领域的重大改革举措和要求,都会涉及政府改革。您认为,行政体制改革应该如何推进?

徐湘林:我们谈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都会提到大部制改革和服务型政府建设。政府部门逐步向宽职能、少机构,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方向发展,可以有效地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使政府管理体制和职能从管制走向服务,则有利于增加政府对社会的回应性。行政体制改革除了提高行政效率和提升政府服务意识之外,还有一个方面值得注意,就是建立责任型政府。


    【编者按】:改 革是中国2013年的关键词,中共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出了“全面改革”方案并将付诸于行动,那么这一方案在现实层面该如何去实施?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陶然对此有深入的观察,在为FT中文网2013年度报告所撰写文章中,陶然指出:“改革特别要讲究次序,也就是需要通过找到好的改革突破 口,让上一个改革有利于后面一系列改革的进行。如果改革的突破口选错,反而可能导致更糟糕的结果。具体而言,政府在金融和财政体制改革方面需要特别谨 慎。”

所有人都同意中国需要改革。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增长失速、环境恶化、腐败日益严重、及社会日益缺乏稳定等诸多问题。低效率投资正不断困扰着中国日益高负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终于向世界展示了他们应对这些巨大挑战的严肃态度。在备受瞩目的三中全会上,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决定”,这是一项宏大而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它确保了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的方向,并要求在资源配置中赋予市场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在经历了一年多不确定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政府准备推动全方位的经济改革。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都强调为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必要的结构性改革。但这种改革是否必须牺牲短期的增长?

我认为并不必然如此,而且也最好不要如此。


      前不久去世的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R.H.科斯,于2008年7月评论中国市场转型时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作为参与这种奋斗的一个努力,他为中国经济改革写了一本专著:《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美国《时代周刊》2008年12月10日发表文章说,邓小平主演的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传奇故事,“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仅属于中国。”科斯写这本书,显然是想找出这个故事成功的背后逻辑。

他找到了吗?至少摸到了“边缘”。


      本次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将会是最高层级的,既须高瞻远瞩确立各个阶段的改革目标,又要统揽全局进行顶层改革方案设计,还要协调调动各方力量推进改革,并且督促检查以确保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是这一轮深化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组织保证。该决定一经宣布,即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摸着石头过河属于认识论层面,而顶层设计属于方法论层面,二者无法相互替代。本人接受记者专访谈了一些浅见,今天复制在此供大家参考。摸着石头过河,其中的“石头”,指的是实践,也就是通过实践探索,达到改革的彼岸。

——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2013年10月18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子勋)

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中国未来十年定调,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在做全新的探索,创造世界上不曾存在的一种新经济模式。对于这种改变历史的创新实践而言,没有任何现有的经验可以借用,更是没有既成的理论可用来指导,唯一的办法就是 “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


       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开幕,坊间对于即将出台的改革措施有不少传闻。虽然决定是否改、如何改本来是政府的事情,但是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一个健康社会,民间理应对未来的改革走向发表自己的主见,而不能坐等中央的“顶层设计”。事实上,在经过三十年改革之后,中国 民间社会已经就改革的基本方向达成初步共识。中国改革应向何处去?答案取决于当今改革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当前,中国亟需在经济、政治与法治三个向度上推进 改革,而民间改革共识则分别体现为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与执政权力的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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