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内容提要】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既然如此,一国人民如何看待“当家作主”的含义、一国体制如何落实“当家作主”就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上区分了两类民主:代表型民主与代议型民主。依据实证材料,本文提出三个论点:第一,中国人民期待一种不同形式的民主,即实质性民主,而不是形式上的民主。这是民主的需求方。第二,中国已在理论和实践发展出一种不同的类型的民主,即代表型民主,而不是代议型民主。这是民主的供给方。第三,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基本上符合中国人民对民主的期待,使得中国现在的体制在老百姓心中享有较高的正当性。

【关键词】民主 代议型民主 代表型民主 正当性 群众路线


    2014年被称为中国的“改革元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在历史的坐标下审视一下中国改革的历程、弯路以及未来中国的风险,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今天中国的问题,已经很难用单一的角度切入:一些表面上看上去是周边安全的问题,但其根源却往往不在周边安全本身;另一些表面上看是十分敏感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但追根溯源后却发现,其真正的根源却在于经济模式的失衡;而另外一些看上去似乎是纯经济层面的问题,但却关联着社会和政治的方方面面。

这种“立体型困惑”所导致的“立体式改革运作”,是过去35年中国改革开放所没有遇到过的。中国迄今的改革开放有两个最基本特点:一、从每一个孤立的领域单独切入,然后逐步拓展、延伸,其间无论是从农村到城市的改革,还是从经济到社会的改革,无不如此;二、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允许试错、纠错的循环往复。

1992年开启市场经济进程后,中国改革遵循的逻辑是: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以政府高度干预之手,强力推进经济发展。若没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有如此迅猛的发展;但也恰恰由于政府之手的过度主导,中国才有如此严重的官员寻租、腐败和国进民退、民营经济萎缩,以及人民幸福指数下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昨天晚上参加你们的建校二十周年和新年音乐晚会,觉得很温暖,我好多年都没参加类似活动了。我出国之前在北京工作,偶尔也参加过这种活动,中间隔了三十年,所以这个感受特别深。三十年以前能够出席西方音乐会的人都是要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生怕你西方音乐听多了以后,思想意识会变得“不革命”。而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担忧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被邀请去了很多地方演讲,因为时间冲突我把很多邀请都推掉了,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是没有推的,就是参加全世界十七个大学在一起开的一个大会,在阿姆斯特丹开的,荷兰皇家学会组织的,主要是对过去三十五年到四十年以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转型,做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和比较,这个回顾和比较是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为什么呢?在座的人有的人可能记得,70年代初期、中期,波兰团结工会兴起,一下子就造成了整个东欧剧变,剧变是从那时开始的。我是唯一一个来自于非西方世界大学的学者,我的任务就是要讲一下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和转型,它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何不同,以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重要的不同。今天我就把在荷兰皇家学会的演讲中比较有趣的部分综合到今天的报告里,题目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两部曲”。


    与其说是分析,不如说是想象;与其说是现实,不如说是希望。——题记

(本文发表于《改革内参》今年第六期。发表时做了一些必要的删节,个别文字做了改动。这里发表的是全文)

 

改革的关键是势

 

分析历史进程,有时候更需要看重势。势是一种产生社会动能的趋势,这种势比一些具体的举措更为重要。认识和把握刚刚开始破局的这场改革也是如此。

首先从上一轮改革初期的两件事情说起:


    将时针稍微向前拨一点点。

2007年3月12日晚上,时任辽宁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宴请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 dt),雷德是李克强的老朋友,李克强在河南省任职时就会见过他。

三天后,雷德将见面情况以机密电文传给美国国内,这份电文称李克强认为GDP数据不可靠,而是通过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贷款发放量来观测辽宁省的经济运行状况。

三年后,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这份电文。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敏锐地抓住了这份电文的关键信息,推出以上述三组数据为基础的衡量中国经济的“克强指数”,这一概念被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广为接受。这时,李克强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新权威主义有两大特征,一是有权威,特别是有强势领导人;二是有现代化取向的改革开放。没有权威,就没有新权威主义。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新权威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必要的历史过渡。历史必要性和历史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新权威主义是达到现代化和民主化的必要的历史过渡

新权威主义在世界历史中早有先例。从历史经验、历史逻辑、历史规律看,新权威主义实质上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阶段性的必要手段,是最终导向民主化的重要历史环节,是一种必要的历史过渡,而不是历史的终结,不是历史的目的,也不是应有的意识形态。


    “两会”即将召开。本次“两会”虽然没有换届年那么多议程,但是由于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因此“两会”引起了海内的更大关注。在会议召开前夕,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编的《市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考》改革研究报告出版。迟先生为本书作了上万言绪论,系统论述了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方方面面问题。——编者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的改革大考。考得好,我国就将走上公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就将迈进现代国家行列;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历史性重要突破。改革大考重在以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为重点,实现全面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突破利益固化藩篱,这是改革历史担当面对的重大难题。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在利益结构固化的情况下,改革大考就是要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推进改革。

我们党执政以来经历了两次大考。1949年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进京赶考”,是第一次历史大考;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是第二次历史大考。当前正面临第三次大考,即这次《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并由此建设现代国家。


    涉案金额达1.1亿元,涉及56名省人大代表、518名市人大代表、68名代表大会工作人员的衡阳破坏选举案,是1949年以来公开披露的涉案金额最大、涉及党政官员和人大代表最多的一起选举弊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以较大篇幅讲述该案,将其与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联系起来,并质问“衡阳的共产党员到哪儿去了”?

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称该案“通过贿赂破坏选举,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对国家法律的挑战,对党纪的挑战,触碰了红线、底线和带电的高压线”。并誓言,要将此案办成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铁案。

如此大规模的贿选,亦揭示出人大选举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法治不彰。加强人大选举的竞争性和透明度,真正做到依法严惩,使受贿者与行贿者均受到追究,是衡阳破坏选举案可资吸取的教训。


    近来,随着习李政府为戒除政府官员的奢靡之风而三申五令,网络和传统媒体上不时有公务员叫穷,称工资收入增长缓慢。明里暗里还有许多官员认为,自2004年阳光工资改革以来,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已经长期处于中下水平。这些说法遭到社会各界的反驳和批评。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指出,要“建立公务员工资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与企业相当人员平均工资大体持平的工资水平决定机制。”那么,相对于其他职业而言,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水平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本文将使用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


    三年多之前,突尼斯骚乱拉开了“阿拉伯之春”,在中东与北非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些看似经久不衰的专制政权忽然纷纷倒台。当时,欢呼“民主必然胜利”的声浪占据了世界各大媒体。但最初的欣悦气氛很快平息,三年以来阿拉伯世界政治发展的曲折历程,尤其是埃及政局的动荡与困境,又激起“民主幻想破灭”的喧哗。然而,如果当初的“必胜论”失之仓促,又何以保证当下的“幻灭论”不是一种草率之言?政治观察与判断需要避开标题党式的断言,才可能把握具体事件的长程影响,并探索个案蕴含的理论意义。

埃及政局的演变受制于其社会政治力量的结构。埃及的政治光谱相当复杂,大体上可分为三种主要势力:(广义的)自由派、伊斯兰团体和军方。自由派以城市青年和中产阶级为主体,包括相当多的世俗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基督教信徒。他们的政治理想接近西方主流的自由民主观念,主张信仰自由、宗教平等、政教分离、宪政民主、公民权利和社会正义,也有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诉求。以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为主力的诸多伊斯兰团体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穆巴拉克统治期间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也对穆兄会进行了残酷的打压,将其列为非法组织。但穆兄会的成员深入下层展开持久的体制外民间运动,通过提供救济、医疗和教育等福利获得了民众支持,他们主张的伊斯兰主义也符合埃及传统的文化和信仰。军队在埃及是极为特殊的阶层,大多数军人既信奉伊斯兰教又有很强的现代职业化特征。军队在抵抗美国与以色列的斗争中赢得了声誉,虽与穆巴拉克政权有复杂的关系,但仍然享有广泛的尊重和支持,被绝大多数民众信任(有民调显示信任度高达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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