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刘尚希:改革只能依靠“实践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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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着石头过河属于认识论层面,而顶层设计属于方法论层面,二者无法相互替代。本人接受记者专访谈了一些浅见,今天复制在此供大家参考。摸着石头过河,其中的“石头”,指的是实践,也就是通过实践探索,达到改革的彼岸。

——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

2013年10月18日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周子勋)

于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为中国未来十年定调,这是中国改革进程中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在做全新的探索,创造世界上不曾存在的一种新经济模式。对于这种改变历史的创新实践而言,没有任何现有的经验可以借用,更是没有既成的理论可用来指导,唯一的办法就是 “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


“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意义

 

中国经济时报:改革是当前社会的最大共识,即将在11月份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被普遍认为将继续深化改革。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而党的十八大指出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去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允许摸着石头过河;而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第二次集体学习上,专门谈到了“摸着石头过河”。请您谈谈改革开放30余年后,“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意义何在?

刘尚希: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而且也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在一个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施改革开放,是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一是让13亿人口搭上工业文明的列车,走向现代化。这超出了工业化国家人口的总和,在地球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二是走向现代化的方式需要运用曾经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运行的市场机制,从高度集中的排斥市场的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既超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原有的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只能在私有制条件下实行,也超出了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相匹配的只能是计划经济,并一度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让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融合,通过改革开放来构建一种世界上从未有过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超越了世界上既有的任何一种理论想像。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在做全新的探索,创造世界上不曾存在的一种新经济模式。对于这种改变历史的创新实践而言,没有任何现有的经验可以借用,更是没有既成的理论可用来指导,唯一的办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在探索中创新。

未来是不知道的。尽管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谁也无法预言未来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会是什么样子,以及由它带给我们的重大影响将是什么,我们只能凭着有限的认识和一些基本原则,通过改革创新,一点一点地往前走。因此,在认识论意义上,“摸着石头过河”是实践哲学的通俗表达,是实践理性的具体运用。从人类认识的整体来看,人类通往未来彼岸的唯一办法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任何先验的“路线图”可供人类参阅。放眼世界,至今没看到一个国家通过模仿他国之路而成功的。任何国家的成功发展之路都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靠的是实践理性,而不是先验理性,更不是用偷懒的办法照抄照搬。

 

改革进程是公共风险推动的

 

中国经济时报:有人认为,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现在应该重点进行总体的顶层设计,不能总是摸石头不过河。也有人指出,现在水深了,摸不着石头,或者在河床里的石头分布不均匀,摸着摸着又回来了。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声音?

刘尚希:顶层设计是建立在已有的认知水平上的。就像建造一座桥梁,事先设计的可能性是建立在对力学原理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大自然的奥秘一旦认识到了,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都不会改变,即成为规律,这些规律作为人类认知的结晶,可以运用于各种具体的工程设计当中。

而改革开放是针对人类活动的方式或制度而言的,无法从中找到像自然规律一样的制度变革的规律。尽管30多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诸多的经验,但这些经验却不可能像力学原理一样可用来指导当前及今后的制度创新的具体设计。把“工程思维”简单地搬到经济社会领域,无异于说,改革可以像盖房子一样设计出蓝图,按图施工就可以了,能够准确地预言中国改革工程的完工日期。很显然这是无法做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的顶层设计只能是局部的、具体应用的,而且是在可以预见的范围之内。如果以“工程思维”来指导改革的顶层设计,不确定的因素视为确定的因素,自以为是,那将给改革带来灭顶之灾。

未来不在历史和现在的延长线上。这就是说,过去的经验并不能搬到今天,更不能用于明天。改革是前进还是倒退了,判断的标准不是国际惯例,也不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而是我们面对的公共风险的变化趋势。因为改革的必要性是公共风险决定的,改革的进程也是公共风险推动的。当初改革开放也是因为中国的“球籍”能否保住的公共风险所致。如果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最强最富的国家,那还有必要搞改革开放吗?落后就要挨打。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公共风险,从而决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必要性。

改革源自于我们面临的公共风险,推动改革也需要公共风险思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普遍的不确定性中寻找我们所需的某种确定性,从而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潜在的公共危机。

 

摸着石头过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

 

中国经济时报: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这里透露了什么含义?

刘尚希: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分属于不同层次,不存在相互替代的问题。“摸着石头过河”是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要达到改革的彼岸,唯有实践,并从不断的实践中总结出具体的路径、方式和方法。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永远都是,也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我国“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从我国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种 “基本认识”,即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以整体系统思维,协同推进,不可偏废。这个总体布局也就是对当前及今后改革的总要求,也是我们过河的总方法。但这个总方法不能替代改革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述五个方面改革的具体方式方法,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方式,则属于顶层设计的内容。这样才能避免改革具体过程的随意性,也防止改革碎片化、“孤岛化”。就此来说,顶层设计属于具体应用层面的总方法,是在“基本认识”已有的条件下,依据“基本认识”来形成具体的改革路径和方法。

显然,摸着石头过河与顶层设计不能相互否定,彼此替代,两者都是改革不可或缺的方法。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方法分属于改革的不同层次,不能“错位”使用。在需要摸着石头过河的地方,如果采用了自以为是的顶层设计;或者在需要顶层设计的地方,却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则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要么导致改革“大跃进”,要么导致改革无法及时推进。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中国经济时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为什么会这么说?

刘尚希:人类共同体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地球村”。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我国来说,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突然挤上了人类现代文明的列车,原有的空间变得有点拥挤,原有的秩序也都难以 “萧规曹随”,全球的改革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变得如此紧迫。我国的发展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重要引擎,我国的改革开放也成为撬动全球改革开放的有力杠杆。在全球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曾经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今天及明天,中国不但已经无法关闭改革开放的大门,而且还要在这大潮中站立潮头。

全球的改革开放与国内的改革开放相互交叠在一起,其中蕴含的各种不确定性空前扩大,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也在不断扩散。在多元价值、多元标准、多元利益、多元交往的碰撞中蕴含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不是在随着我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减少,而是相反。人们的梦想、预期、要求已经越来越快地走到了历史的前头,物质化的文明在飞速前进,而精神性的文明却落在了后面。就像一个寓言中所说,一个前行者的肉身和灵魂拉开了距离,灵魂跟不上肉身快速的步伐。因此,改革开放本身也需要转型,要从触动物质世界的力量,同时转化为触动灵魂的力量,为精神世界的新秩序形成提供动力。

同时,用改革的办法建立新的规则,提供新的确定性,使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利益和风险、权利与责任及其各不同主体之间的边界可预期、可划分、可清晰和可稳定。这样,改革过程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就可转化为新的确定性和新的秩序,减少矛盾和冲突,从而化解公共风险的积累与聚集。

 

当前改革主题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

 

中国经济时报:中央高层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面临难啃的硬骨头。那么,您认为,改革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进入攻坚期”,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了怎样的变化?

刘尚希: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这一点已经形成共识。攻坚期,或深水区,预示着改革的难度、复杂性越来越大。这从改革自身的逻辑来看,过去的改革主题是经济改革,改革的主线是放权让利、再到经济分权,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而当前的改革主题已不只是经济改革,而是“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改革的主线也不只是经济分权,还有社会分权。简化地说,当前及今后的改革从过去的 “二分法”(政府、市场)进入到“三分法”(政府、市场、社会),改革的维度增加了,从一个平面状态的改革进入到一个立体状态的改革,其难度、复杂性无疑扩大了。

改革是制度的变革,目的是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私利。但改革又广泛涉及到人们的物质利益,改革红利无法让每一个人均沾,在触动物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条件下,改革就会因社会理性的缺失而显得动力不足。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改革的动力似乎来自于改革自身。当前改革之所以比过去更难,原因也在于此。破解这个悖论,唯一的办法就是有一个群体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不计较群体自身利益。当社会理性能有效地抑制经济理性的蔓延而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氛围时,改革也就充满了希望。

 

财税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佳突破口

 

中国经济时报:步入攻坚期的中国改革在向纵深推进之时,怎样才能力争有新突破?中国改革最重要的突破口是什么?

刘尚希:无论从战略还是从战术角度来分析,财税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佳突破口。这与财税具有很强的“辐射性”这一特点有关。财税与经济、社会以及政府职能都有内在的关联性,财税改革(税制改革、预算改革与财政体制改革)可以同时辐射到经济、社会和政府等多个领域和多个层面。

从税制来看,税制改革对经济效率、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都能释放出重大推力。如营改增,涉及到所有行业、企业,不仅给企业减负,而且能促进产业分工的细化和结构的调整。消费税改革能改善消费行为,引导合理消费,并有调节分配的效果。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改革能抑制排放,促进节能减排和生态文明建设。个人所得税改革、房产税改革对促进社会公平也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预算改革来看,对政府运行和政府职能转变有重要的倒逼作用。预算既可以是政府手中的一个分钱工具,也能成为约束政府行为的一个法治工具。通过预算的透明度改革,可以大大提高政府运行的透明度。

从财政体制改革来看,其辐射力更是明显。对地方政府、对区域公平、城乡公平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是国家公共治理的轴心问题,不仅关乎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且更是与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财税改革有牵引、倒逼其他领域改革的作用,更重要的是,也与社会对财税非常关注这一点十分契合,以财税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可从社会获得巨大的支持力量从而推动整个改革。但同时也应当说明,财税改革作为突破口,并不意味着可以孤军深入,更不是说可以放弃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府改革的正面突破。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面启动,在重点突破的同时,也需要改革的整体协同,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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