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共政策研究

顾昕

顾昕

(英文出版物中有时署名Edward Gu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1997年)
北京大学学士(1984年)

  深圳是国家级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而2012年秋开始运营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深圳医院”)原本被视为“改革的鲶鱼”。无论是当地政府、医疗界、舆论界还是医院的管理层,都冀望或期许这家医院能以全新的运营模式,搅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死水,推进医改的进程。但是,两年过去了,这家医院亏损逾10亿港元。这头鲶鱼从放进这潭死水之始,就从未生猛过,而且在可见的未来也不会生猛。


内容简介

在转型期的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建立的社会安全网已经千疮百孔。中国亟待构建新的社会保护体系,为弱势群体或者所有因社会风险而蒙受损失的人提供一个社会安全网。顾昕教授在《中国社会安全网的制度建设》中研究了我国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与医疗救助体系的建设,既立足本土,深入调研浙江、福建等地基层状况;又放眼东南亚经验,结合其多年留洋背景,为我国制度建设开拓出有益的思考角度。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的财务自主性扩大了,与其说是政府行政放权的结果,不如说是政府推卸财务责任的后果。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已经30多年了,目前还在国际上竭力争取其他国家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地位。可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市场经济”制度?换言之,哪些社会经济领域真正走向了市场化?这还真不好说。即便如此,很多国民,从学识渊博并承担经邦济世之责的院士级精英,到无力主宰自身命运的平民百姓,都喜欢对“市场化”评头品足,而且常常把中国出现的许多弊端归咎于市场化,但其实都对何为“市场化”一头雾水。君不见,从2005年到2011年,都有大量国民放言高论,中国民众“看病贵”、“看病难”,就是缘于医疗服务的“过度市场化”。

问题是,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是不是“市场化”了?早在2007年1月22日,北京大学周其仁教授就提出这是“哪门子市场化”的疑问,质疑“中国医疗卫生究竟是不是已经引入了市场机制?”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医疗卫生界还是有重量级的人物无视质疑之声,将中国医疗体系中迟迟未能改变的种种归咎于所谓的“过度市场化”。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医疗卫生已经走向“市场化”,这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其特征是就是看病要收费。没钱想看病,没门儿。一切向钱看,大家都追求收入最大化,无论是公立还是私立医疗机构都有强大的逐利动机,并表现出种种丑陋的逐利行为,这难道还不是“市场化”?

好了,我们也不妨向周其仁教授学习,探究一下,这是“哪门子市场化”?


      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转型的核心就是增大国内民间投资和民间消费占总投资和总消费的比重。这其中,居民潜在消费需求如何释放,并使中国最终走向消费大国,就成为转型能否成功的决定性因素。[1]

哪些因素阻碍了潜在的消费需求变成现实的消费?对此,经济学视角的讨论很少注意到社会政策的重要性,忽视社会体制的不完善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也不大关注社会体制变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社会政策研究者亦极少参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讨论。

然而,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表明,社会政策的重要性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日益凸显。在经济生活日益市场化的时代,社会保护体系的建立,可以帮助民众防范与应对负面风险,从而更有利于财富的创造和经济的发展。卡尔·波拉尼曾经指出,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归结为市场化和社会保护两种制度建设交替推进、相互促进的双向运动。前者可以简化为经济制度的建设,而后者一般被简化为社会制度的建设,主要体现为一系列社会政策的制定和贯彻以及有关社会事务治理制度安排的建立。[2]简言之,现代化意味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体而言,意味着市场化进程与社会保护体系发展的协调发展。


      医保基金曝出“钱多到花不出去”之后引发广泛关注。中国医疗保障体制在理念上是否有必要进行一些调整?中国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报销比例是否都因此应该尽快有所提高?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新医改课题专家顾昕接受《华夏时报》记者专访,就相关问题深入阐述了他的看法。

记者 商灏


       不得不说,在中国,药费不仅贵,而且已经贵得离谱儿了。虽然大家知道不该用健康换金钱,可是谁又敢不拼命挣钱呢?在已经被安居、教育和养老榨干了血汗的时候,如果不再拼命一点儿,我们拿什么来拯救被透支的健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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